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最应该投放的地方不是前述的“表面的策论工程”，而应该是具有文化再生产价值的“基础性理论工程”，即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研究上，学者的强项是基础理论和话语权研究。这种经费投入将是最大的政绩工程。试想，基础理论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和话语，将通过媒体和教科书而变成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更新人们认识世界的符号，从而最终形成与国家历史、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真正匹配的理论和观念。比如，如果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看待中国，所谓中国的合法性命题就值得讨论了。说到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美国政治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其实，美国精英们在私下里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因为那些保护美国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太流行太深入人心，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敢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

　　第二，“国家”有了，怀有使命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各个行政系统之下，有很多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政策性宣示，其组织现状和研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简单地说，这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研究基地根本不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更谈不上学术使命。但是，它们却是忙于承接“任务”：国家需要解决重大理论问题，自然把任务交给这些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到底能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圈内人心知肚明。反正是项目费花完了，交差了，至于研究质量，没人去过问，因而也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所谓的协同创新工程队正异军突起，几个大学以一个特定的研究题目而组成一个工程队。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践中，别说几个大学合作，就是一个大学内的不同院系都很难合作。

　　社会科学研究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需要大量的实验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大工程上的不同部门的协同，而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的“人合”的产物，而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所能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有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则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比如，我们各行各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曹雪芹吃饭，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罗尔斯吃饭，保守主义者靠施特劳斯吃饭，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离不开亨廷顿。我们不禁要问，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还是美国的罗尔斯、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他们依托了什么研究基地或工程队了？他们手下有几个人？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机构即“法人”身上，让“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自然人”更有责任感，研究成果自然更有原创性。除了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文化再生产问题。学术共同体是文化再生产的生产者。我们认为，当今的政治性的“文化”问题主要有党与国家关系、民主的内涵、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合法性。这些问题在基础理论上得不到澄清或重新认识，人们只能用既有的理论来认识中国。

　　比如，民主理论问题。民主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舞台”。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政体问题，政体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民关系。但是，目前所有的实证民主理论，无论是前述的精英民主，还是被称为激进的参与式民主，以及难度很高的协商民主，甚或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民主观，都集中在社会权利或个人权利上，即“民”这一面，这显然不符合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理论要得到发展并因此而改变人们的民主观念，必须在“官”即“国家”层面上下工夫，把“国家”引入民主理论。这样，中国自己的“民本”思想就能和民主理论实现无缝对接，也能回答为什么只在“民”意义上实现民主的国家却是无效治理。需要认识到，目前是更新民主理论的好时机，因为第三波民主化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民主回潮”和政治衰败，而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治理”是最重要的词汇。这样，中国的民本思想、治理理论都可以有效地嵌入民主理论之中。

　　再如，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八大勇敢地把“自由”拿过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自由”不只是西方的理论，黄老思想以及此思想之下无为而治的中国都是最正宗的自由状态。相对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被建构成“自由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大智慧的实践表现，但是在法国也有法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也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政策性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性论述，而不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普世化的价值观。比较而言，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扩张性的价值理念。

　　“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迫切需要建立的“三体运动”。

　　一个健康社会的存续离不开三个三位一体的有机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而经济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政治再生产的基础，否则政权的存续只能依仗于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这种方式的自我生产绝不会是久安之道。因此，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一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研究同样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相对于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转型升级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没有思想观念支撑的强大经济体很容易被动摇甚至被掏空。目前，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鼓励和刺激文化再生产，但是大把大把的钱不能再用在无意义的地方，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纽约时代广场砸再多的钱仅因为中国出一件“小事”而变得毫无意义。为此，以基础理论研究、话语权研究为基点的文化再生产就变得必要而且迫切，而实现有效的文化再生产的组织路线图则是前述的“三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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