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目前观念冲突的根源是左右两派都在用与中国看上去有些关系、但在历史意义上关系不大的理论来阐释中国。说与中国有些关系，是因为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不可能不面对各种政治思潮；说与中国关系不大，是因为各家各派的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自身的经验的理论化。这样，用历史意义上的异域理论来对照中国，中国总是错的；而事实上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让西方精英艳羡不已的国家，“中国模式”已经是一个事实存在——哪怕怀着“捧杀”中国的目的而赞美中国。由此，在意识形态家那里，中国已经变成了特定观念下的“自由主义理想国”或“社会主义乌托邦”，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人看中国似乎总觉得有很多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依然在用基于既有经验的既有观念即“西方中心论”来审视中国。

　　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把中国视为样板，英美知识界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威胁。[1]另外，当美国学者黎安有检讨其以前的“威权主义”概念，而探讨威权主义政治为什么会长存时，其实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变相肯定。西方人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检讨自己的政治制度。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包括观念和经验的“西方模式”已经问题百出，福山甚至用“政治衰败”来形容曾经优越过、先进过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因为宪法不能让政治势力形成合力而解决经济难题，[2]政策过程中充满了“否决玩家”的交易而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

　　比较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虽然具有现代国家成长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市场经济，但独特性也是非常突出。比如，西方兴起于自由企业和垄断企业，“四小龙”得益于国家引导下的以垄断企业为组织的发展，而中国则直接以国家身份组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其实很符合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即发展越是晚的国家，组织手段和制度因素就越重要。[3]说到底，中国的成就受惠于“国家”，而这里的“国家”其实不过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历史连续体。但在“西方中心论”那里，“国家”充其量是“必要的恶”；以“恶国家观”来看待“民本国家”，真是南辕北辙。

　　面对同样一个“中国”，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本来很正常，因为一般人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经验而观察他国，多少具有“本族中心主义”色彩，中国人的中国和西方人的中国自然不一样。但不正常的是，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很多中国人却依然在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观念看待中国。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对于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之战的失败让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心理自信，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学习西方（所谓的启蒙）而救亡的故事，“西方中心论”彻底确立。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因而是一次新的启蒙而自救的政治思想运动，“西方中心论”自然有其历史需求。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次学习西方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过程，其中的“民本”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遗产以及共产党作为国家组织者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但是，很多人把新中国前后30年对立起来，简单地把改革开放等同于“西方化”。因此，中国便变成了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世界）的标准看中国，中国似乎总是不那么正确。在这个意义上，费正清所说的中国现代化是“冲击—回应”模式，依然大有市场。

　　在很多中国人依旧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时候，虽然一部分西方人依然信奉“西方中心论”而否定“中国模式”的意义，但另一些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则在反思，他们研究中国的结论为什么总出错？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西方就开始预判“威权主义中国”何时结束，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强化自己的预判，如中央—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结果呢？进入新世纪，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Nathan）为代表的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所秉持的观念和所运用的“威权主义”范式，将“威权主义”改造为“弹性威权主义”（resilientAuthoritarianism），并认为即使在高级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权形式”（aviableregimeform）。[4]最近，尽管他期盼着变化的“关键时刻”的到来，并认为其“弹性威权主义”已到极限，但又说中国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5]这是不是对其信奉的现代化理论（民主—非民主二分）和作为过渡的威权主义的信心不再？其实，当“威权主义”加上各种前缀修饰词，其他的比如softauthoritarianism，decentralized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应有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一些国外学者就开始批判用“西方中心论”来观察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的标准审视世界，颠倒了一直以来居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即“世界的中国”，由此而变成了“中国的世界”，结果“中国是什么”就可能完全不一样。[6]美国历史学者柯文批判在美国史学界居主流地位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提出了美国史学中的“中国中心观”。[7]

　　遗憾的是，深受“西方中心论”侵染的中国思想界主流依然秉持“世界的中国”。观念具有滞后性，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出来；而且观念具有虚假性，言说者总是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利益关切。就这样，“中国”变成了滞后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关照对象。当中国人正在大谈特谈中国政治中的合法性危机，而西方人却在大谈“中国模式”或否定自己的思维定式时，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观念错了还是中国错了？这种观念与实践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冲突，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作为普世化观念的思想，没有基于自身历史和实践而产生的理论，使得中国今天依然是“世界的中国”或各种观念的“试验场”，进而变成了“他者”的战场。

　　人是需要观念的，人也需要理论工具去认识世界和改造实践，而没有一般人所接受的理论必然使得一般民众或知识分子拿五彩缤纷的异域观念来观察中国，结果不但导致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更表现为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即没有政治共识、不能对话的左右之争。根源就是“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非常贫困。

　　他山之石：美国为什么赢了

　　实现“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到底怎么办？自由主义自我救赎的故事值得回味。历史上社会主义观念的兴起和盛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危机，而拯救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在西方彻底合法化的，则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建构起来的描述其政治制度的极为保守的民主理论。具体而言，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的100年里，放任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空前活跃，以至于无论是哈耶克的思想导师米瑟斯还是熊彼特这样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语）的现实挑战。

　　在这种世界大势之下，新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不证自明，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空前的压力和危机。于是乎，西方开始有组织的行动，学界精英开始自觉地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话语权，并将西方现行的事实上是排斥大众政治的政治制度建构为民主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熊彼特这样建构民主：民主不是原来所说的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选举政治家来为人民做决定的过程。这样，在先后顺序上，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2000年的多数人统治的人民主权理论被彻底颠覆，民主由一个一直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排斥的负面概念变成一个正面词汇。

　　经过精英主义者萨托利等人的系统论证，“选举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代名词或象征性符号。而历史的真相是，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选举制是贵族制的产物。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从宗教活动到世俗政治，都伴有程序精致的选举制，但是这时期的选举制被视为贵族制或君主制，而美国开国之父建构的是有选举但排斥大众的复合共和制。有意思的是，即使熊彼特建构“选举式民主”时期即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却还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要族群还没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仅仅因为有了竞争性选举而被称为民主政治，这确实是话语的伟大力量。从此，选举与民主划等号，西方国家因为有了选举政治，过去长期被称为贵族制、代议制或复合共和制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

　　显然，“选举式民主”是程序民主，也的确反映了西方有选举的政治现实。但是，政治权力关系如此复杂，政治过程又是如此充满着利益之争，选举怎么可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尽管如此，“选举式民主”还是为西方政治制度做了一次最有力量的符号化加工，在政治上挽救并充实了自由主义，并成为对外推广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基于“选举式民主”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用萨托利的话说就是把“自由”与“民主”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活生生地拧在一起，而成为最具挑战性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怎么来的呢？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

　　第一，国家进场。美国从一个托克维尔所说的不重视文化只重视商业的国家摇身一变而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国家起了特殊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美国总是多元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科学的而非政治的，实在是自欺欺人。

　　首先，国家给社会科学的定位：以“自由”为核心的心理战。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标志着冷战开启的“杜鲁门主义”，核心是“自由”，即所谓的保护“自由地区的自由人民”。据此，1950年3月，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被称为“冷战最高指导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决定实施以推广“自由”理念为基础的心理战，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而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雷迅马指出：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8]

　　其次，美国政府的组织者角色与经费支持。在美国政府的扶持和规划下，以地区研究为中心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蓬勃发展。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方和国务院等各政府机构与基金会、大学三方之间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苏联研究和地区研究。用于指称苏联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政府直接支持的产物。[9]中国人熟悉的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Pye）在给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中，要求政府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合作协议，研究如何“反叛乱”，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10]。肯尼迪政府采纳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建议。在冷战时期，几乎所有的顶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在为国家做如何使美国更安全的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因而也被称为大区域分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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