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目前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社会纷争，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冷战”移师中国的产物。左右两种观念对峙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套除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内化于人的血液的、上下都能接受的观念体系，而这一观念的缺失则是因为国家未能组织起致力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导致中国没有思想和话语权。国家花巨资所资助的社会科学策论性研究，大多数是以西方的话语和方法为基础的，结果是变相地彰显了他人的话语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战后美国振兴社会科学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关键词社会纷争基本共识观念学术共同体话语权社会科学

　　作者1杨光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2曾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博士。（北京10009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

　　在现代政治中，文化多元、观念多元以及由此而来的声音多元实属常态。但是一国之内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共识或共同认可的立国价值，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观念就会变成对抗性意识形态，招致社会分裂，而不是正常的“多元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状态。进一步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世界对决移师到“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普遍话语，而苏联模式的思想遗产也有一定的市场和群众基础，从而形成“左”、“右”对峙。互联网则加剧了这种观念冲突。由此，中国变成了诸多观念的“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是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而非正常的“中国的世界”即以中国的标准衡量世界。这种颠倒性秩序的深层次原因，是自身缺乏作为观念的思想——虽然并不乏作为政策性话语的思想比如官方意识形态，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基本上成了他人思想产品的代加工。危险莫过于此。与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大国比较，我们做得还不错，但很多人却认为中国错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习近平2013年8·19讲话），结果总是在用“他者”的概念来诠释中国，中国似乎永远不符合“先生”的标准答案。

　　中国思想界的“冷战”

　　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冷战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战争。如果说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思想观念上的冷战却如火如荼地在中国上演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的观念之争是冷战的继承者和副产品，是冷战的压缩版，即冷战从世界范围移师到一国之内。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一些思想和实践如自由、法治、民主（程序上的）、人权、私有化、市场化，事实上已经逐渐地成为中国大众的一般性观念，有的则体现为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形式。但这些用于对抗前苏联的基本思想和话语，已经变成了一些人改造中国的“圣经”，试图要中国一夜之间成为“圣经”中的神话。这是一种无视“发展的过程”而直奔终端性的“制度的模式”的理想主义——而事实上这种“模式”本身已经问题重重。与此同时，以市场化和经济多元化为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又使得相当多的人企图从传统的制度遗产和思想遗产中寻求资源和支持，作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公正和平等必然大有群众基础。这样，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高福利，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群众运动、均贫富，都被当做实现大众利益的宝贵财富。

　　本来，无论是西方阵营中的自由、法治和民主，还是东方阵营中的公正、平等，都已经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得到兼容并蓄、杂糅并存，比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12个词24个字，这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再一次证明——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一切好的东西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地说，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太多太完美，也就是失去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既定属性，即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简洁性、穿透力和吸引力，这些属性的丧失则意味着话语权的模糊性和竞争力丧失。这且不说。在如何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背后，即在政治道路的判断和选择上，左右两派均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往短时段说，跳不出冷战时期的基本路径；往长时段说，跳不出发达国家的既有模式，因而难以形成政治共识。这既与人们通过生存体验而形成的观念有关，也与人们通过阅读而形成的观念有关。

　　过去60年的制度变迁让中国人有了两种意义上的生存体验，并由此而产生了相应的观念。首先，传统社会主义的围绕平等而展开的群众运动和均贫富式的社会福利，不能不说是对以“资本”为“主义”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创新性的社会工程，其历史遗产不应该被简单否定。其次，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以市场化和财产所有制多元化为基本轨迹的，这样在生产巨大财富的同时又必然会有以“资本”为“主义”的副产品，即社会公正问题。这样，中国人在短短的人生中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其中大多数人是市场经济的输家，或者说经不起市场浪潮的拍打。在这种强烈反差的生存体验中，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回到过去，试图从过去时的社会主义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和行动的源泉，于是乎，“文革”乃至“斯大林模式”中的思想甚至行为方式又变废为宝。人总是那么健忘，传统社会主义固然有好的思想结晶和一些合理的行为准则需要汲取，但必须充分认清其背后的政治实践中那些践踏人权和饥肠辘辘的惨痛代价！

　　面对同样的制度变迁，一些人则是新环境的弄潮儿和赢家，而得益于开放的欧风美雨自然成为思想法宝。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开放其实就是了解西方世界的思想运动，这样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并未有深刻人生体悟的芸芸众生，自然成为西方思想的“粉丝”，拿西方教科书来衡量中国，中国现实中不符合西方教科书原理的就是中国的错。殊不知，西方思想都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是经过反复的试错和“折腾”之后才形成的最为抽象的观念和价值。比如，让人艳羡的自由、法治、私有化、市场化等关键词所构成的自由主义观念，一方面在西方繁荣和兴起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则招致一次又一次的人类灾难。但是，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国家”在什么位置？西方世界的真实历史是，繁荣离不开“国家”，也是“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把西方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西方制度变迁的故事。但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那里，“国家”却不见踪影。更有甚者，他们总是把成就归功于自由和市场，把问题归结于国家，完全置历史于不顾。

　　简单地说，看上去具有普遍性甚至普世性的观念和价值，可能是建构主义的选择性产品，而且实现这些观念的历史经验或政治实践则可谓荆棘丛生、危机重重，甚至是血淋淋的。如果不认识到观念背后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政治发展道路和历史上的制度安排，而是“主义”至上，以抽象的观念度量中国现实，中国必然既不符合“左”的标准，也不符合“右”的要求，进而形成观念的冲突。在这种气场之下，再好的、再务实的公共政策都难以得到普遍性认同，达不成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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