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现代性诉求其次体现在诗歌的现代主题上。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得"存在"的内容有了重大变异，而在其时仍流行于美国的后期浪漫主义仍高唱情爱之歌，早已脱离主体之内心诉求。这种诗歌主题的断裂也使得美国诗界必须求助于他者。著名学者赵毅衡经研究认为，当时的美国新诗运动诗人认为唐诗的主题表现是充分现代化的。虽然其中并无汽车、摩天大楼等现代物件，但唐诗以友谊来代替恋人激情，用离愁来替代因失恋而致的痛苦，用日常事物和自然景色来代替半神式的英雄[8]194，其体现的是一种彻底的现代性，即广谱的人性探索。因而唐诗被接受应在情理之中。弗莱彻就曾感喟叹过他现代式的孤独感、飘泊感、失望感，穿过许多世纪的时间和数千英里的空间与唐诗的契合[8]143。

　　诗歌现代性诉求最后还体现在诗歌的现代技法上。诗歌现代性因其对失落主体的追寻，而要求表现手法上给主体以更大的自由，因而它要求诗歌留有更多空白和含混。诗人艾略特的"反直接表现"口号就体现了这种诉求。浪漫主义那过度直白的呼喊在新诗诗人眼中已太过腻味。而在唐诗中，他们找到了完美的含蓄。诗歌现代性还要求诗歌表现的具体性。如庞德对意象的追求就是其体现，这是对抽象空洞的维多利亚诗风的反拨。而唐诗的鲜明意象感恰满足其需要。诗歌现代性激扬诗歌的呈现式书写一反后维多利亚诗歌的大量堆砌和无病呻吟。唐诗的"演出式表现"和"化简诗学"成就了庞德的"意象叠加"和"不加陈述"并最终成就了美国新诗运动。

　　（二）诗歌民族性的诉求

　　诗歌的民族性诉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呼应。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往往要求诗歌反映自身。美国文化脱胎于"两希文明"，自然欧洲文学母体给了美国诗歌最初的生命。尽管自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文学在继承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造就过如爱默生、爱伦·坡、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等美国诗学"独立"的开拓者，但20世纪初，随着老一代民族诗人的陨落，美国诗坛又回到了拾取欧洲"牙慧"的时代。其时，伦敦依然是英语文学的"圣地"，而带有浓烈"保守"色彩的后维多利亚诗及其后的"乔治诗派"充斥着英美诗坛。试图有所作为的美国青年须绕道伦敦来求取自己的功名就是这一明证。即便是庞德这样的新诗运动领袖在年轻时亦未能免俗。只不过，庞德的高明在于他看到了其时美国文学的这种附庸性，从而通过新诗运动的发起切断其与母体的联系，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美国诗歌的民族性。

　　美国诗歌民族性诉求而造成的与英国母体的断裂在唐诗中找到了补救。来源于东方文化的唐诗有着完全不同于英国诗歌的美学趣味。唐诗中体现的哲学思想、人文情感、自然山水有着鲜明的中国性。而这种民族性启发着美国新诗诗人从理论上建立自己的民族诗学，因而以蒙罗创办《诗刊》并邀请庞德作为海外编辑为标志，美国的新诗运动既是美国现代诗歌的真正开端，亦为美国诗歌的民族性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意象并置与迭加、客观关联物、非个性化、脱体句法等融合了唐诗与美国诗歌的相通和变异的诗学术语，作为美国民族诗歌的发现而为现代诗学的丰富注入了新的元素。再者，从诗歌创作上，以意象派为主要代表带来了美国诗歌的创作高潮。新诗诗人的作品不再以空洞而抽象的欧洲病为内容，而主要描写美国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自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聚焦美国人在面对现代性时所产生的种种焦虑。与此同时，美国诗歌民族性运动也成就了大批有作为的美国诗人及有影响力的作品。与唐诗有着不解之缘的庞德、艾略特等既是美国诗歌史上的巨匠，同时其在世界文学的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庞德的小诗《在地铁站》以"意象派的经典之作"而进入了世界文学史，而艾略特的《荒原》则成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式作品。

　　二、"异化"的救赎：诗学他治

　　上文已论及，诗歌形式库的革新除了自身的诗学基础，还受制于文化总系统的运作。从文学本体论来看，即诗歌须展示存在。20世纪初的现代性进程为文学提供了诸多命题，深深受益于启蒙理性的美利坚民族也更多体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焦虑。当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目光聚焦于主体并试图为其解惑时，现代性研究找到了同一个关键词：异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劳动在实践上对人进行了三重异化。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对他进行了物的异化；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行为的受动和去势使得个人生命转过来反对他自身，从而造成自我异化；而人的类存在性使得类同人相异化，把类生活变成个人生活的手段[9]9596。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推进本身就建立在不间断的自我否定上。只不过，工业文明对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加剧了盲目的目的性，从而使得异化的损伤最大化。20世纪初的美国通过几百年的垦殖，已成为即将超越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体，所受的异化浸润表征于其十足的功利性和对机械舒适生活方式的狂热追逐。当然，现代文明的强烈反思精神使得有识之士撰文和赋诗来对其加以揭示。而美国现代诗走向东方，走向唐诗以逃避这种有害的异化乃其审美现代性所赋予的责任。

　　（一）人与自然的隔膜

　　工业文明所致的异化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加剧。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9]95。但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记载着人对自然之谜的解索。西方文化本就怀抱天人对立之哲学伦理，古希腊悲剧及西方文学里写满了自然的危险和英雄克服这种阻挠而带来的巨大成功。在西方文学里，征服自然的英雄被人崇拜，而人在对自己舒服写意生活的进一步追求中已把自己是自然之子这一身份遗忘。20世纪启蒙理性的进一步胜利，在人类发展史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人超越于自然的成果，从而越发鼓励了人的自大。但事实上，人因为这种盲目的自大已遭受了自然的报复。刘国清认为，西方文明的进步， 尤其是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开始后的300年里， 现代文明的触角越伸越远， 它不仅蚕食着自然， 破坏着人类依赖的自然环境， 威胁着人类的物质生存， 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自然生态灾难， 人们不得不开始担心失去家园的现实可能[10]。 20世纪初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看到人因为对自然掠夺性的占有和敌意而导致的这种恶果。而人作为自然之子，远离了自己的家园，恐慌感便应运而生。

　　20世纪初美国诗坛对唐诗的接受和借用，正是因唐诗的自然主题既满足了他们怀念自然的定向期待，而唐诗中不一样的自然态度则是对其创新期待的首肯，二者一起给了他们克服异化的希望和可能。庞德、洛威尔等其时翻译的唐诗多出自李白、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而这几位皆为唐诗中刻划自然的丹青妙手。笔者认为，唐诗对异化的超越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唐诗中的自然是一种自为的自然。这种自为性体现在它是一种未经人打扰的本质的自然，如洛威尔和弗莱彻都钟爱的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独倚两三松。"以及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是一幅幅多么美好且未经污染的纯净画面。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桃花源，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在充满着风沙烟尘和污水雾霾的当今，已无法拾取这一段曾经的美好自然了，这的确是人类的悲哀。这种自为性还体现在自然它是一种中性自为的存在，并非西方文明所认为的危险的需要被征服的自然，亦非充满着金钱和资源可以被剥削和利用的自然。其次，唐诗中的人是自然中的人。人与自然合二为一，是对自己本性的回归。天人合一的意境使得人不必出现，因已在其中。自然即人，人即自然。如韦应物的"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宾纳认为，作者把人融于自然，松子落地声与友人的脚步声无需分辨，此即为彼，彼即为此，而读者只有将自己也化入该诗境，方可妙悟[8]267。最后，唐诗的自然是一种审美的自然。审美的自然融自然之美与情感之悟为一体，既是对自然单纯之美的超越，也是对人狭隘情感的升华。如洛威尔译的杜甫《月圆》："孤月当楼满，寒江动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一轮孤月承载羁旅闲愁，对故园的怀念在情景交融的描述中使人看到了大写的自然和大写的人，从而人不再流连于那一时的愁苦。诗歌的美学意境，或者说唐诗中自然的审美功能抚慰了人自身，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二）人与自身的疏离

　　工业文明的异化还体现在人与自身的疏离。这种疏离性既包含人远离了个体的自我，被过度同化为类生活的抽象的人，失落自我的"人"，也包含人彼此之间的隔膜。过度膨胀的功利性使得工具性、目的性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而人之间的纯情已被遗忘。前者将致人以分裂，后者则导致孤独。美国现代诗中无法释怀的荒芜感即来于此。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与当时正流行的后期浪漫主义那苍白呐喊式的激情有太大差距，若想得到宣泄便只能另寻良方。而唐诗把自身融入历史，融入自然，将人写为完整的人，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飞，是对自由的追慕。唐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真挚描写使人尽享天伦之乐，回归人与人之间的纯真联系。以上二者相结合，就为工业文明中的人性异化提供了一种解救的精神和情感之钥。

　　唐诗为20世纪初美国现代诗歌奉献了完整的人。这种完整性体现在对声名富贵的看淡，对功利的超越。如宾纳译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个体的人如风中的细草，孤独的小船，空中独飞的沙鸥，相比那浩瀚的苍穹，辽阔的原野，奔腾的大江，终不过如流萤，短暂而脆弱。人对富贵功名的追逐也不过是舍本逐末，自不量力，终究也只是一场空，与其感伤流连于这种永恒的抑郁不得志，不如放开，做那飞翔的沙鸥，自由回归自身。唐诗中人的完整还体现在诗人总可通过过一种隐逸的生活而醉心于友情、美酒、诗书等遣散自己的失意和焦虑，从而保存生活的力量。人的个体的有限性使得人易于被生活抛掷于不幸中，而超越不幸却有很多方式，或选择离开，或寄情于山水，亦或过一种农家的平常简朴生活，为自己寻得内心的安然。洛威尔译王维的《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就充分显示了这种隐逸的田园之趣。而庞德译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饮酒对寂寞、无知音可解愁就是一种排遣。现代人如总能找到让自己抽离不幸境遇的方式，便可得到拯救。

　　唐诗中的人是思想的人。思想的人既显现于不醉心于肤浅的个人享乐和对他人命运的关注，如杜甫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体现于因为思考，因为看穿而体味历史的蛮荒与无期从而道出那孤绝的万古愁。前者与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的忧患感相呼应，在唐诗里可找到无数样本。而后者如宾纳译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其与工业社会中人的失落与漂泊感似有灵魂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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