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奠基人尧斯认为：人的官能感知不是什么人类学上的常数，而是历史上的变数；在一种变换无常的现实中去发现新的经验方式或与之抗衡，早已是各种艺术的一种功能[1]22。20世纪初的美国诗歌革新就其本质来看，有着复杂的文学和社会根源，但无可置疑的是，此时的唐诗英译为其提供了最方便的上手工具。著名学者朱徽在对其时唐诗英译盛况进行总结时曾将之定义为美国学习中国古诗的第一次高潮[2]。此次唐诗的英译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有影响力的作品多，如《神州集》、《松花笺》、《中国诗歌精华》、《中国诗歌精华续编》、《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唐诗音韵》等；二是译者的影响力大，如庞德、洛威尔、弗莱彻、宾纳不仅为其时诗坛巨匠，更是新诗风的开拓者和创立者；三是翻译和创作不分， 既体现于译者本人对唐诗及汉字的误读而导致翻译中的自我创新，更体现于唐诗的翻译与他们本身的诗歌创作相溶。正是这三种因素一起促成了唐诗从边缘向中心的上位，并助力于美国的新诗运动。当然，要深入研究唐诗对20世纪初美国文学变革的影响，须回答两个质疑：20世纪初的美国诗歌变革因由何在？为何是唐诗促成其变革？为此，笔者拟借力于多元系统论和接受美学的相关观点来一探究竟。

　　佐哈尔认为，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须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3]。这种符号集成体运作方式的假设立足于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将与人有关的各类复杂现象置于一个多元、动态的运作程序并对其变数作共时和历时的解读。以文学子系统为例，其本身存在着二级类型与一级类型不间断的斗争并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带来文学的变革及新的形式库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它从属于文化这个大的多元系统，并与之同构。因而文学系统的演变既是文学自治与自身体系更新的结果，亦为文学他治并受制于文化的其他子系统之必然。在对这种动态的变迁进行更微观的描述时，翻译文学作为动力因素而浮出水面。

　　翻译文学之所以能承担文学变革的动力因素，就在于当文学系统更新须寻找新的元素对已过时的僵化二级类型进行置换时，它必将是个不错的选择。对此，佐哈尔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在其论文"文学多元系统中的翻译文学之定位"中，他指出翻译文学有可能在他国进行宏大演出的时机：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时，或出现文学真空[4]。唐诗在20世纪初的美国被接受正是因其文学革新而造成的断裂须借助于外力来填写，唐诗的翻译正当其时。而对于为什么选择了唐诗，在多元系统之系统论中亦可找到相关论据。佐哈尔认为，所有的翻译作品至少在两点上是相通的：其一，选择原文的原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跟译语文学的本国（并存系统）相关；其二，翻译作品采取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简单来说，即文学形式库的应用--必定跟其他的本国并存系统息息相关[5]。除了诗学自身所需，本国并存系统中的其他因子亦是翻译文学被选择的原因。这无疑是对翻译文学为何被选择的宏观描述。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唐诗的被选择则因其迎合了美国文学的接受心态，它既是对其定向期待的满足，又在变异中使其获取了新的美学经验，迎合其创新期待，从而被经典化。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异化焦虑在唐诗及对唐诗的借用中亦得到极大的释放。

　　一、"断裂"的重建：诗学自治

　　文学到底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于某个时空中的事物，还是一种不断生成、消失的精神现象，一个时时变化的动态过程呢[6]？这种文学本体论追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静态文学史观的质疑。接受美学则把文学的演变视为接受者操控的文化存在物，作为反映主体"人"生活需要的客体，它又与人互为对象，它既是对存在的满足，又是对存在的展示。

　　20世纪初美国文学的演变首先有其诗学自治的要求，这里的自治具有双重含义：一指文学本身的革新，即相对于其它子系统的制约；二是指一国文学独立之诉求。本文所谈文学自治因而兼含二者。一方面，诗学自治包括诗歌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要求带来了美国诗歌形式库的断裂，另一方面这种断裂亦为美国文学建立自己独立诗学而带来的阵痛。

　　（一）诗歌现代性的召唤

　　何谓诗歌的"现代性"？笔者认为，诗歌的现代性诉求首先体现在诗歌的现代意识上，即总在求新求变，将自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需要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诗学表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浪漫主义高潮为诗歌创作不断带来新的灵感和新的元素。20世纪作为一个新的纪元，同样召唤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诗歌样式。而在美国以庞德、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正体现了这种高涨的现代意识，因而把诗歌的样式革新推到前台为情理之事。而"求异"必然导致断裂，要弥合这种断裂，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跨越文化圈而将目光转向他者。唐诗是东方文明极盛时期的最典型文学样本，假借于它既是对自身未来更繁荣的期许，亦向世人展现了美国诗界最开放的民族心态，而这正是现代性意识的体现，因为它是对狭隘的民族性的超越。在庞德看来，中国唐诗是个宝库，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乞灵于古希腊人，古中国人不仅给美国新诗诗人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之源，在今后的一个世纪美国诗歌都将从中找到动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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