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动与否？齐泽克的理论困境

　　齐泽克的深刻洞见，或者说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关于极权主义的一致看法进行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观念，准确地说总是具有策略性的功能：通过消除左翼批判自由主义民主乃是右翼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主要的一面、它的孪生兄弟，来确保自由一民主的霸权地位”。齐泽克对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根本差异的深入分析，有力地论证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空洞性。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暴力统治方面尽管有很多相似，但二者的逻辑支撑，社会结构和极权程度都明显不同。对差异性的强调厘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完全相同，并非所有的与“自由民主”相对的内容都导致同一个结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展开反对威权和右翼政权的解放斗争。齐泽克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拒斥，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打开了一个批判和置换自由一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论空间。

　　在当今，生产领域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巨变，政治领域却显得止步不前。总体来看，颓丧的左翼正一蹶不振。甚至那些一度激进的思想家，如阿兰·巴迪欧和雅克·朗西埃等，也宣称采取政治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齐泽克对此深表不满，他还在坚守激进左翼的理论立场，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新政治样态的期待，以及把斗争或对抗的维度重新植入社会关系的核心等一系列努力，为反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与寻找其他政治可能性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齐泽克强调真正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革命行动，可以改变象征秩序，即改变客观的社会政治的坐标，开创社会和政治转换的新空间。尽管这一观念还在形成之中，有些模糊甚至是不确定性。他有时候强调，“我们需要的是瓦尔特·本雅明意义上的‘具有非人面目的自由战士’，如安提戈涅那样，挑战行动的标准，闯入真实的理性内核，用一种真正理性的行动，改变/重构了它的坐标；安提戈涅用行动创建了自己的理性标准。”这不能被提前计划，而必须冒险，进入完全开放的领域，虽然有可能导致斯大林式的恐怖，但那是冒险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种表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行动的必要和迫切。不过，齐泽克有时候又显得格外审慎，不愿冒险行动。在关于列宁的一篇论文中，他又主张：今天首要的任务不是屈从于行动的诱惑。去直接介入和改变事物的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使人衰弱的不可能性的死胡同。无法解决如何反对全球资本的问题），而是去质疑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的坐标。如果有人直接去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将不会在空场中展开，而是会局限在霸权意识形态的坐标中。

　　由此看来，齐泽克正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境遇：行动与否，这是个问题。

　　齐泽克的理论冒险遭到了很多批评。朱莉娅·黑尔指责他“把赌注全押在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未来上面，从而把斯大林主义的大屠杀历史一笔勾消。他认为在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一个赎罪的维度，但却无法实现”。此外，吉奥夫·布切尔在分析了齐泽克的新政治观念的宗教和哲学支撑之后，认为它“是一种从政治上的最终后退，因为它看重个体而非群体行动，把政治和经济加以简化，视之为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社会现实远比理论描述复杂得多，如果抽离了经济和政治等要素，仅仅从文化批判人手，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分看重意识形态的维度，很多具体实在的社会问题就会被虚置。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莉娅·黑尔称“齐泽克的目标是重新安排政治的前一条件”。在她看来，这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难免有些一厢情愿。

　　不过，齐泽克的斗争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破坏进行解放斗争，我们从中可以隐约看到黑格尔的主人一奴隶的辩证法的影子，以及在法依和萨特等思想家那里的回响。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把阿伦特的理论努力理解为把欧洲从灾难性想象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学，那么，齐泽克的新的解放政治，不也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阿伦特的逻辑？

　　在具体方法方面，齐泽克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目前还仅限于提出问题，而缺少他的理论先驱马克思解决问题的实践维度。什么时候可以改变世界以及如何改变，我们不得而知。正如英国批评家西蒙·克里奇利所指出的，“我长期以来始终认为，齐泽克在诊断问题的准确性方面无人能敌，不过一旦上升到治疗层面，具体到了行动的领域，或者说，当他面对列宁式的问题‘怎么办？’时就又显得非常薄弱。”诚如斯言，齐泽克尽管深刻，但他把马克思主义化约为话语和散漫的表述。有了这类洞见，接下来做什么，能提供哪些处方或者如何行动？在这些问题方面，他还显得比较模糊。事实上，“没有历史一经验的探寻，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并不可能有多大效果”。因为只是纸上谈兵。总体上看，齐泽克也比马克思悲观得多，他表示“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的黑暗时代”。对能否找到激进变革的正确方法忧心忡忡，而且他发现自己曾经的同路人拉克劳和穆芙，也已经放弃了这一追求，把反全球化的策略限制在一些“多样性的，地方性的抵抗实践”之中。他最终写道：“我们不可能提出全球变革的清晰的理论计划。”不过，齐泽克虽然悲观，但并不绝望，有理由相信他还在继续思索。尽管他承认“只有一顶魔术师的帽子，而没有兔子”，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就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在采取理智的正确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彻底认清、完全了解世界中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哲学家就是提供如何认识世界的人，帮助人们厘清社会的主要问题并引导人们思考。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后退、反思和思考”。

　　我们不禁要问，用什么方式能够做到既吸取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教训，又能有效地打破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或者说，齐泽克心目中真正的行动到底是什么？由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黑暗中长啸……其作品实在晦暗不明”，我们无法从中找到任何明确的答案。目前可以了解的是，在齐泽克的理论视野中，现有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治大有问题，他试图通过“真正的行动”使政治超越民主而开出一种新的可能。行动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原则，一个过程，其社会成员借此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机械主义，也就是他所称的象征秩序。他时而求助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想通过区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重新赋予前者以革命主体的地位，时而把目光投向基督教神学，希望通过圣保罗的无条件之爱这一真正的行动来动摇晚期资本主义金融交换的根基。他还提出要回到列宁，似乎对暴力革命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但他最终能否超越空洞的形式化的决定主义？能否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一个终极解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他通过坚持阶级斗争，赋予了政治行动一个更加物质性的内容，让“激进的斗争缝隙观念影响了整个社会肌体”。这至少已经部分地透露出了些许希望。

　　齐泽克告诉我们，盲目地接受极权主义观念是危险的，并不会针对当前主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有效地工作和努力，这对极权主义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的现状，已做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回应。他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认识，也比阿伦特显得更加深入细致。但回过头来看，朱莉娅-黑尔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怎样才能发挥斯大林主义的内在的解放潜能？重新回到红色革命，回到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齐泽克明确表示，“我并非简单地宣扬要回归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在2009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有学者提问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着一场革命，他立即表示：“不不不！我是一个极谦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是说革命即将发生，我很清楚那些老派的共产主义的解决方式早就过时了。”田看来齐泽克确信不能重返历史上的老路，但问题该怎样解决，我们仍不得而知。

　　就理论方向而言，齐泽克无疑是正确的，其理论批判的终极目标是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补充，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方向完全一致。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实践路径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齐泽克仍在继续反思，而对我们这些思想界同人而言，或许更重要的启示在于，他在引导我们共同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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