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当今唯一的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其他一切方向和新的可能。因此，要反抗的不再是无所不在的极权控制，而是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虽然表面上呈现出自由民主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但实际上已将绝大多数国家都席卷其中。于是他提出，“从接受极权主义这个观念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牢牢地陷入了自由主义民主制的范围内不能自拔。”

　　在齐泽克看来，极权主义观念具有这样的功能：作为一种空洞的思考方式，它破坏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它鼓励我们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尖锐批判，但批判的同时也建立了另一种思考的禁忌。因为西方的自由一民主观念是批判极权主义的理论参照，那么在批判后者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齐泽克以此“确立了阿伦特认为的极权主义摧毁的自由思想和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禁忌之间的病理学”。一度被左翼知识分子边缘化了的阿伦特，如今却获得了无人匹敌的权威地位。这“或许最清楚地表明左派理论已被击败”。也就是说左派已经接受了自由一民主，开始顺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而阻止了真正的激进思想和激进的行动可能。这在坚守左翼激进立场的齐泽克看来，是需要极力反对的。

　　可以这么理解，齐泽克之所以拒绝极权主义观念，实际上是要反对抑制激进思想的一个被迫选择。抑制激进思想者们的理由是，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一民主制只有一个结果——革命并最终导致极权主义，因此我们目前拥有的才是最好的，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就像20世纪的政治试验所造成的血腥与恐怖一样。然而齐泽克认为，一且接受这一被迫的选择，就等于提前认同了自由一民主的霸权，关闭了思考不同情况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人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去努力把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些新的可能，将来又会出现哪些可能。当今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信奉犬儒主义，对确定性深表怀疑，拒绝深度思考，拒绝一切建设性的理论和实践。齐泽克认为这种拒绝暗示出犬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它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并不能做出决定的氛围，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优于其他，这就阻止了对平等和正义进行任何激进的和教义式的维护，把行动悬置起来。总之，接受极权主义概念，就意味着用拒绝差异和变化的方式，提前消除了左派的思想锋芒。

　　齐泽克提醒人们，第二次世界中苏联和德国成为交战的双方，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差异和对立。同时，为建立反法西斯同盟，自由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苏联曾经合作过，只不过由于冷战，这一合作被刻意遮蔽了。东欧崩溃和苏联解体，更是使人们彻底遗忘了曾有的合作。在齐泽克看来，这一遗忘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恐慌，并导致了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宗教方面的基要主义。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非完全相同，甚至可以互相敌对。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并非只存在单纯的对抗关系，并非只意味着你死我活，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可以合作的。

　　“首先要做的是无所畏惧地反抗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禁区，即使被指责为反民主，或者是极权主义又有何妨？”在齐泽克看来，真正需要的是打破一切思考的禁忌，在《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中，他提出，“左派必须放弃把民主当成主人一能指（Master-Signifier），今天的民主已经变成了主要的政治拜物教，它否认基本的社会斗争。”真正的左派理论家必须发展出其他的政治可能，可以包容唯意志论。把它看作“一种采取冒险行动的积极态度”。或者如他在讨论列宁时所说的，“真正的革命介入需要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只需简单地接受冒险’，盲目的暴力爆发会与它正确的政治化的形式相伴而来。”

　　三、齐泽克对阿伦特的批判之二：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齐泽克批判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是从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人手的。他认为二者以不同的逻辑方式运转，其社会内容不同，而且二者极权程度也有明显差异。这就为他开拓一种激进的政治扫清了道路。概而言之，“纳粹主义是由一群想做坏事的人发动的，他们事实上也做了。斯大林主义则相反，它是一个激进的解放性尝试的结果”。具体来看，齐泽克对二者的区分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阶级斗争的态度不同，对破坏其社会稳定的基本对抗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纳粹试图使阶级斗争中立化，通过把斗争目标转移到他们坚决要消灭的异己——犹太人身上，来消除或者暂时消除社会对抗。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试图用改变某物的方式来保证什么都不会改变”。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形式则认为他们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因此阶级斗争也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自我推动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主要任务是保持并提高经济能力，进行物质生产和保持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本主义形式方面的限制。

　　第二，借用拉康著名的四种话语所提供的考察社会关系的独特视角，齐泽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以不同的话语来作支撑的。其中，支撑前者的是“主人话语”（thediscourseofthemaster）。法西斯分子的角色，就是绝对服从和保护极权的主人。主人话语的公式可见下图：

　　S1表示主人，在主人话语中，它占据了公式中的首要位置（左上位），这一位置是行为者所处的位置。在这一公式中，主人（S1）发言，也就是说它是行为者，按顺时针方向移动一步，就到了他者即听话者的位置。这样，公式的上半部分就表示，专横的能指（S1）抓住并指挥一个能指链条或者知识（S2）。再来看公式的下半部分，$-a，其中，$是拉康用来表示分裂的主体的一个数学符号，它在语言的象征秩序中总是去中心的。$所处的是真理的位置，a则处在产品的位置。$在左下位，这意味着真理起着支撑发言者或行为人的作用。另外，$处在主人的下方，又表示真理必须被隐藏或者被压抑住，也反衬出了主人最重要的地位和无可匹敌的权威性。公式的右下位是一个溢出，它是在主人和知识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此外，$-a也是拉康关于幻象的公式。

　　主人话语以怪异的代数学方式展现了这一具体形式的社会契约的性质。它告诉我们，主人话语植根于主人言语的绝对的权威。主人的言语就是法律——即使看起来是不公平的或疯狂的，也只能无条件执行。在主人话语中，所有的指令都是必须接受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主人所发出的。主人的言谈提供了知识，并由基础性的真理作支撑。真理的位置决定了它支持着主人对奴隶发出的指令。

　　与法西斯主义不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则是依赖“大学话语”（thediscourseoftheuniversity）而得以运转的。大学话语的公式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公式中，S2（知识）取代了主人话语中的S1（主人）而处在首要的位置，它充当行为人或发言者。这就意味着在斯大林主义中由知识发言，尽管它倚赖隐藏的权力的支持。S1则处在真理的位置。由于权力是隐藏的，知识便声称为自己发言，当然，真实的情况是，“作为主人的知识，已把一个无条件的命令内化到了知识当中”。在大学话语中，S2面对a发言，隐藏在a下面的则是主体$，这意味着，知识向主体发言时把它当成一个对象、一个溢出或快感的内核。由知识讲述出来的对象，可能是作为身体的人（绝不能有独立的思想），也可能是一系列的需要。在这里接受知识或专家言语的人是“一个可量化的属性的集合，或者是特定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一员，但绝不是理性的主体。他被当作缺乏理性的对象接受专家发言。作为对象他们可以被各种力量推动和强迫”。换言之，主体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面目模糊的群众中的成员。用齐泽克本人的说法，就是“人民因此被分割成实际存在的个体（容易叛逆，有着人类的各种弱点）和由主人所表达出来的人民”。人民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在两种性质之间存在缝隙。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中，人民并非有能力自治的共同体，相反，其存在完全被党所塑形，党宣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满足人民的客观需求。也就是说，党作为整体替代物，完全取代了人民的统治权。而且，人民总是支持党，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成员，只要反对党的统治，就意味着主动自我排除在人民之外。

　　然而，大学话语的真正奥秘也恰在此。在大学话语中，主人被隐藏起来，科学性的知识直接发言，并使这一社会结构合法化。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整体的合法性来自于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主人是次要的，而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然而事实在于，“主人越谦逊地贬低自己的作用，或使之工具化，也就越强调他只是在表达和实现人民自身的追求，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可动摇，这就使他更加具有全能性和不可反对性。因为任何对他的攻击都意味着攻击人民，攻击他们最深层的渴盼”。与主人话语相比，大学话语显得更加复杂，其统治形式和权力运作机制也更加隐蔽，更具模糊性。在主人话语中，主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其决定本质上是暴力的，大学话语则由中立的知识发言，“它的实质是权力：其结构性谎言在于它否认了自身的述行维度，以对事物进行简单陈述的方式，有效地传达了权力基础之上的政治决定”。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差异，齐泽克宣称，“希特勒是个坏人，他声称要做坏事并且也做了。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于，它一开始很受欢迎，是解放性的，我们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它最终变成了更糟的噩梦。”

　　第三，齐泽克大胆地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是为了开创一片能够恢复正常秩序的新空间。关键的任务“是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的模糊性，即使在它最极权的部分，仍存在着一种解放的潜能”。这句话比较令人费解。有必要回到列宁的语境。众所周知，列宁对如何把握革命时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明确说过，“如果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历史将永远不能谅解我们。”这种革命干预行动在斯大林时期以一种转换了的逻辑象征性地重现：1930年代的政治局已经丧失了对革命的掌握，于是用大清洗、公审与集体屠杀的方式来试图重新把握革命。此外，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斯大林主义不是完全整体化的，它求诸正义和团结，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家因此可以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反对现政权本身。因此，在齐泽克看来，斯大林主义尽管充斥着恐怖和痛苦，但不能由这个革命计划的失败而否定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价值。即使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悲剧，它也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悲剧。

　　斯大林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症候。“它包含总体智识、有计划的透明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总动员的矩阵——其暴力清洗与妄想狂是某种‘被压抑者的复归’，是内在于这个被整体组织起来的‘被管制’的社会规划的‘非理性’。”以布哈林为例，齐泽克论证了法西斯主义毁坏了人们全部的主体性，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它还留有一小块主体性自治的残余，在历史必然和经验现实之间存在一条裂缝，也即客体的和主体的罪行之间的裂缝。布哈林承认了自己叛国罪行，并且牺牲了他被历史审判时的尊严。不过，直到他被处决，布哈林都在坚持他主体上的无辜和个人对斯大林的忠诚。对此，斯大林本人不置可否，他和他的统治集团都不感兴趣。齐泽克对此的理解是，与法西斯不同，古拉格与对身体的消灭不是斯大林主义统治的特点，而是走过场的审判带来的恐怖，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

　　齐泽克还关注大清洗自身的功能。他出人意料地指出，大清洗不是绝对控制的标志，而是虚弱和自我毁灭的标志。即使在最恐怖的时期，苏共当局采取的行动也总是谨小慎微，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和规范各种事件，但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最终导致了崩溃。另外，斯大林作为领袖被高度神化，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天才，领袖本人可以对任何事情提出意见，实际上也是政权对自身无能的含蓄承认。因为领袖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恰恰意味着事物并不是在最基本的常规层面运转的。如果连修理拖拉机和如何养花都要由最高领袖来指示，那正好说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出了问题。大清洗是重复强制的症候，是一种被压抑者的复归的意图，暗示着真理的回归。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真正的革命行动因此就是大清洗的理性内核：“大清洗是革命遗产得以保留并环绕政权的那种形式。”齐泽克最终提出，“恶魔与其说存在于建构了极权主义的东西内部，不如说存在于使它成为现实的东西——对自由一民主的一致看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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