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50、60年代的文学批评舞台上新批评虽然仍然主角，但新左翼于60年代已悄悄登上历史舞台。60年代的澳大利亚受英美等同的影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960年的悉尼和1961年的墨尔本出现了早期的群众运动，到1969年左右达到高潮。1964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实行征兵制，1965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派出一个营奔赴越南战场，自此，一个大规模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战争与征兵制的群众运动爆发了。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的组织有反征兵制青年运动（YouthCampaignAgainstConscription）、越南行动委员会（VietnamActionCommittee）。女性、青年、商人、共产主义者联盟建立的和平运动、左翼澳大利亚劳工党成员和牧师等群众团体汇聚力量，掀起了一场运动。反越战带来了连锁反应，一大批社会底层民众纷纷起来反抗现存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矛盾突出，越战成了火山口，层层叠叠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以学术研究为特征的新左翼登场。汉弗莱·麦昆（HumphreyMcQueen）的著作《崭新的不列颠尼亚》（ANewBritannia，1970）与理查德·高登（RichardGordon）编著的《澳大利亚新左翼》（TheAustralianNewLeft，1970）几乎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标志着新左翼正式登上舞台。

　　到了80、90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风潮几乎同时进入澳大利亚，一时间，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新左翼、文化研究等纷纷勃发，彼此碰撞，但是新左翼却从这此表面博杂而异质的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主导性力量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戴维·卡特指出，“在80、90年代的澳大利亚批评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风潮相互裹挟，产生了后文化主义的大融合，结果，具有文化实践意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独占鳌头。”约翰·多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从阶级转移到意识形态，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转移到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与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压迫……新左翼把社会理论释放出来，对种族性、性别、性、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进行分析；它把新的价值释放到社会理论中（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反等级制度、支持参与、自由主义、反政府、支持集体主义）。”总之，新左翼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新左翼猛烈批判了西方的和澳大利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对性的压抑以及伪民主。”换句话说，“不管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新左翼统统反对，总之，新左翼反对一切体制化的意识形态。”正是新左翼的这种强烈的颠覆性，使得它能够把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批评话语统统收入囊中，成为当时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左翼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文学刊物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实主义作家》（RealistWriter）、《论坛》（Tribune）、《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Review）以及澳大利亚图书协会（AustralasianBookSociety），这些刊物与机构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现实主义作家》是墨尔本现实主义作家联盟的官方刊物，而现实主义作家联盟是受到澳大利亚共产党赞助的文化组织。除此之外，还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墨尔本作家联盟的期刊《思想》（Point），以及由普里查德（K.s.Pilchard）、乔治·费尔维尔（GeorgeFarewell）和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Smith）编辑的新期刊《澳大利亚新作》（AustralianNewWriting）。1938年普里查德在《共产主义评论》上发表篇名为《澳大利亚文学的反资本主义实质》（TheAnti-CapitalistCoreofAustralianLiterature）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墨尔本的刊物《论坛》（Arena）仍然不断发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但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最具持久影响力的刊物当数1954年创刊的《越陆》（Overland）。《越陆》脱胎于《现实主义作家》，它的创始人是史蒂芬·马瑞·史密斯（StephenMurray.Smith），他曾在印度参军，并在新几亚参战，他的战争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如何反抗权威。战争以后，他参加了澳大利亚劳工党。到1960年时，《越陆》成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与左翼保持情感联系而非政治联系的刊物，并且逐渐从旧左翼转化为新左翼的刊物。马瑞·史密斯的文学观点顺应了当时的新左翼思想，其主编的《越陆》也有着鲜明的新左翼的倾向。

　　《越陆》不满新批评学院式的批评，认为其封闭的文本细读把大众直接体验的社会生活统统拒斥在外，新左翼对新批评不断地冲击，到80、90年代新左翼的标准取代了新批评，从而新左翼的价值观成为《越陆》评判经典的标准。

　　主编马瑞·史密斯对劳森抱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会被劳森的作品深深打动。他教会了我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我热爱的国家。”1975年，马瑞·史密斯为劳森写的传记出版，在书中他详尽地描述了劳森参加澳大利亚工会、积极投身罢工运动、为工人运动摇旗呐喊的方方面面。澳大利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先驱威廉·莱恩（WilliamLane）先后创办了《回飞镖》（Boomerang）和《工人报》（Worker）二份报纸，莱恩积极倡导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劳森在与莱恩共事的期间受莱恩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工人报》受到布里斯班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AustralianLabourFederation）的支持，一直在运作之中。劳森的许多诗歌发表在《工人报》上，诗歌《澳大利亚人的自由》（FreedomontheWallaby）就是其中之一：

　　自由女神早已在澳大利亚落脚，

　　她会把暴君打得头晕目眩，

　　她要再次燃起熊熊火焰

　　再次让洋铁皮罐沸腾。

　　我们要让暴君疼痛万分

　　这些暴君曾这样把很多人折磨至死；

　　如果鲜血将染红金合欢花

　　暴君们，这可不是我们的错。

　　马瑞一史密斯认为，在这首诗中，劳森明确表达了苦难的人进行斗争的强烈要求，他们向往自由，反抗权威，表达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除了《回飞镖》和《工人报》，劳森的诗歌还发表在比较激进的《真理报》（Truth）上。劳森1890年1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澳大利亚的马赛曲，或悉尼穷苦人之歌》（TheAustralianMarseillaise，or，ASongfortheSydneyPoor）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高唱工人的豪迈之歌，

　　让银铃般的歌声在空中回荡；

　　自由/离我们更近一步。

　　工人疲惫的妻子和女儿

　　唱着自由之歌；

　　举国欢腾，

　　举国响应。

　　这首诗发表时适逢海员罢工失败。马赛曲是当时世界工人的革命歌曲，劳森用此作为诗题，意味深远。马瑞一史密斯觉得，这一系列诗歌中都体现出劳森的工会主义思想。工会主义主张工人大联合，团结一致与社会的不公正势力做斗争，为工人谋福祉。劳森的许多作品反映了这股浪潮。因而，他同时相信，“在政治信仰方面，劳森首先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同时相信，“劳森对政治感兴趣只是因为，政治能够实现他朝思暮想的最伟大的民族和人类的事业。”

　　马瑞·史密斯认为，劳森的诗清晰地表达了劳森与人民水乳交融的状态，这也是劳森被称为“人民的诗人”的原因所在。在传记的结尾处他写道：“时间证明，劳森才华横溢、心思细腻，远非其同时代人所能比拟。他在写受尽剥削的选地农或穷困潦倒的丛林女性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书写身处恐惧与痛苦的普遍人类。他的眼光，表面上是局限于某个地理或社会层面，但其用意却在千里之外。如今，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而这就是劳森仍然是经典作家的原因。”在马瑞·史密斯看来，劳森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际遇，书写底层人民反抗权威与暴虐的决心与斗志。在新左翼的评判标准下，被新批评贬低的劳森在新左翼的评价和遴选体系中又重新浮上水面，成为经典。

　　结论

　　从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之初到20世纪末，文学刊物始终与文学经典如影随形。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刊物一起成长，劳森的反英主张和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符合《公报》的民族主义标准，因而《公报》率先确立了他的经典地位。一战后，《公报》逐渐式徽，虽然仍然发行，但是其影响力已今不如昔。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南风》一跃而起成为当时首届一指的文学刊物，《南风》的思想渊源来源于英国文学学会，崇尚欧洲文学的优越性，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在南方的分支，他们的这一精神传统与澳大利亚新批评一拍即合，他们标榜细读，关注作品的内在价值，把与文学无关的价值摒弃在外。在这一标准之下，劳森原来的经典地位受到挑战，地位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是到了80、90年代的“理论”时期，在汹涌的理论大潮中，新左翼独占鳌头。在波澜壮阔的文学批评大潮中，各种文学刊物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层出不穷，各种声音都借助文学刊物的力量传播，而在这些刊物中脱颖而出的就是《越陆》。《越陆》突出的是新左翼的价值观，新左翼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与安危，崇尚平等，反抗霸权，在这一标准下，劳森再次成为批评家的宠儿，再度成为经典作家。

　　以上三家刊物只是澳大利亚众多文学刊物的典型代表。著名刊物《米安津》（Meanjin）、女权主义刊物赫卡特（Hecate）和《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LiteraryStudies）等都登载了许多评论劳森的文章，或褒或贬。总的来说，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浮，劳森的经典地位已经不可撼动。而在背后决定劳森经典地位沉浮的，正是以文学刊物为代表的文学体制。

　　上述三家刊物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就是卡特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特定的国家、特定时代的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诉求，而这些诉求会浓缩成评判经典的标准。依据这些标准遴选了符合其要求的作家，将其奉为经典作家，而排斥不符合要求的作家，使其与经典无缘。不仅如此，这些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化、更替、交织，价值的变化也会体现在文学经典上。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被选为经典的作家，由于标准的改变，有可能会再度沦为非经典作家，相应地，非经典作家也会在标准改变的情况下，重新崛起成为经典作家。从劳森经典地位的“浮——沉——浮”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价值的改变以及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冲突。

　　总之，文学刊物不仅见证了劳森经典地位沉浮的全过程，而且决定、检验和认定了其经典地位，文学刊物在文学经典生成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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