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森的崛起恰逢《公报》的鼎盛，劳森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他在诗歌《澳大利亚人的自由》（FreedomontheWallaby）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父辈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苦涩的

　　面包

　　有人游手好闲，却衣食无缺；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他们的祖国也容不下他们。

　　他们离开祖国

　　是这个王国抛弃了他们，

　　他们来到了，或者，因为他们偷窃

　　被遣送到了澳大利亚。

　　他们辛勤劳动，安家落户，

　　胼手胝足，开垦荒地。

　　他们成了开拓者，

　　却对此毫不在意；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块土地

　　开拓成充满希望的乐园，

　　那些贪婪成性的人却把他们肮脏的手

　　伸向我们，想把这块乐园抢走。

　　在这首诗中，劳森控诉了英国的贪婪、无耻，英国抛弃了自己的人民，而且当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新的乐园的时候，英国又企图再次把它抢走。短短的诗歌中充斥着强烈的反英情绪，这与《公报》主编史蒂芬斯对英国的态度不谋而合，也可以说劳森的作品符合史蒂芬斯的评判标准，符合以反对英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标准。因而史蒂芬斯说：“劳森是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也许他是澳大利亚培养的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不仅如此，劳森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丛林人的形象，彰显了丛林人独特的价值观——伙伴情谊。史蒂芬斯把伙伴情谊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区别于英国的独特性，他指出，“亨利·劳森是丛林的声音，而丛林是澳大利亚的心脏。”史蒂芬斯把劳森置于整个民族的核心，对劳森推崇备至。

　　不难看出，由于劳森作品符合民族主义反对英国、着重表达民族性的要求，因而被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学刊物奉为上乘。而与劳森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芭芭拉·贝顿（BarbaraBayton）、克里斯蒂弗·布伦南（ChristopherBrennen）、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Franklin）和斯蒂尔·拉德（SteeleRudd）等作家，其作品虽然也有丰富的内涵，但由于没有反映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因而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时期的批评家足够的重视，有些作家甚至一直不为人所知。

　　二

　　从19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反英、强调民族性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学刊物评判作品的标准。但是到了50、60年代，民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颠覆了，新批评的文学评判标准取代了民族主义时期的标准，同样，文学刊物也同步跟踪了这一变化。

　　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刊物大多是在学院之外，专业性、学术性都不强，但是到了新批评时期，文学刊物受到了高等学校的影响，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南风》（Southerl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风》起初是英国文学学会：澳大利亚分会（EnglishAssociation：SydneyBranch）的官方刊物，这个学会成立于1923年，与其伦敦总部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学会的传统来自芒戈·麦卡勒姆（MungoMacCallum），他于19世纪末来到澳大利亚，为了谋求英帝国的发展而兴建悉尼大学。麦卡勒姆在悉尼大学英文系建立了16、17世纪文学研究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传给了G.A.威尔克斯（C.A.Wilkes）等学者。

　　1939年这一刊物启用新名《南风》，当年9月第1期出版，标明为“英国文学协会悉尼分会杂志”（TheMagazineoftheEnglishAssociation，Sydney）。豪沃斯（R.G.Howarth）任首任主编，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不能孤立发展，而要受到直接的文化祖先——英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并借鉴它的标准。”可见，在豪沃斯的眼中，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的分支和嫡系。豪沃斯在1951年第3期中写道，“《南风》是当时纯文学杂志的代表。”他所谓的“纯文学”就是把与文学无关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编辑影响甚大。1956年豪沃斯离任，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肯尼思·斯莱瑟（KennethSlessor）接替豪沃斯的职位，斯莱瑟把《南风》的副标题改为“澳大利亚文学评论”（AReview0fAustralianLiterature）。1963年斯莱瑟退休，威尔克斯受邀任《南风》的主编，任期长达七年之久，他任主编期间，《南风》的发展突飞猛进，取得长足的进步。

　　威尔克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曾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5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16世纪初的道德诗歌》（ThePoetryofMoralReflectionattheTurnoftheSixteenthCentury）。20世纪60年代早期，威尔克斯任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文学教授，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英国文学学会的成员，一度与豪沃斯共事，并且是曾豪沃斯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衣钵。威尔克斯在《19世纪90年代》（1890s）一文中对民族主义大加挞伐：“其一，民族主义文学不是90年代出现的唯一的文学；其二，民族主义文学不是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最上乘的文学。”他指出，“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的最典型的文学作品——具有本土特色的、表达民族情感和民主精神的民谣和短篇小说——只是这一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而已。”威尔克斯不仅揭露了民族主义阶段文学批评标准的单一、狭隘和单调，他还批判民族主义的品味低下：“他们的作品总是迎合大众的口味：那种文学根本不需解读就能理解。”威尔克斯言辞激烈地否定了民族主义，对于澳大利亚研究的方向，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座中指出，“要想从总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就要沿着渐进的脉络，一方面，这是欧洲文明在南方的延伸，另一方面，这是本土文化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威尔克斯这句话强调的重点就是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化的延伸，是英国文学的变体。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如今，一些作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是因为他们证明的文学范式，而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内在质量。”可见，威尔克斯关注的是作品的内在价值，而非民族主义所倡导的外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价值。在他眼里，澳大利亚文学应该与欧洲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评估，把文学作品从狭隘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进行批评，形而上地比较它们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威尔克斯标榜细读，关注文本肌理和形式上的艺术性，主张采用一套基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对所有作品进行解读并重写经典。他的这些思想贯穿在《南风》中，正像澳大利亚著名批评家约翰·多克（JohnDocker）所说的那样，“《南风》更痴迷于‘新批评’的方法——细读和详细的文本分析。”多克的话清晰地表明威尔克斯的新批评立场，新批评的审美标准自然成为《南风》所青睐的评判作品的标准。

　　1965年，威尔克斯在《南风》上发表文章《重读亨利·劳森》（HenryLawsonReconsidered）。他在重读了劳森若干短篇小说后评论道：“这些小说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和冷嘲热讽的，仿佛叙事人必须要面对最糟糕的状况，而且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叙事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希望或幻想……劳森时刻面临着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危险，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不公正的现实面前滑入了自怜的深渊。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人物还面临着多愁善感的危险，这种多愁善感体现在伙伴情谊或者人对狗的情感上。同样，环境的威胁性也容易被夸大。”而且，“乔·威尔逊系列是劳森最敏锐、最有同情心的作品……对哭与笑的把握是劳森的天赋。”在整篇文章中，威尔克斯一直关注一些普适性价值，如希望或幻想、成功与失败、生存的危机、环境的威胁等，以及人的情感如自怜、多愁善感、同情、恐惧、哭与笑等。他的解读始终是在文本内部，摒弃了任何文本外部的价值。这种细读是民族主义时期所没有的。

　　可见，威尔克斯把劳森作品从具有的社会语境中脱离出来，从中挖掘出普适性价值，但是他认为劳森作品“过于随意”和粗糙，像纪录片和新闻报道一样罗列事实，过于苍白，而且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些“速写”，缺乏欧洲文学那样的深度与广度，基于此，威尔克斯认为，“劳森的成功是不确定的，他的地位经常受到挑战。”因此，在新批评的标准下，劳森的经典地位岌岌可危，威尔克斯含蓄地否定了劳森的经典地位。

　　威尔克斯认为澳大利亚真正的经典作家是诗人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Brennan，1870-1932）。布伦南生于悉尼，他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于1888年进入悉尼大学学习古典文学。进入大学后，他的兴趣从古典文学转移到哲学上，1892年到1894年，他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到了马拉美的诗歌，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布伦南受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等诗人的影响很大，其诗歌风格与马拉美非常相似。威尔克斯对布伦南的诗集《十一首诗：溯源》（XXIPoems：TowardstheSource，1897）啧啧称赞，他认为布伦南的诗“反映了他在人类的爱情中寻找‘伊甸园’的欲望”。威尔克斯认为，布伦南的诗与社会和政治运动毫无瓜葛，具有真正形而上的价值，具有文学艺术的普遍价值。

　　和史蒂芬斯一样，威尔克斯在当时也是一位重量级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思想贯彻其任《南风》主编期间，其文学见解深刻地主导了这一刊物，因此也成为这一刊物的评判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劳森日落西山，而布伦南却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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