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为早日复兴以保持其在教育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惨遭巨劫之后，要图恢复，非先清理不可。依照公司法规定，须将所有债务同时清理。该馆认为，照这样清理，以后纵能复兴，也须重新组织公司，势必迁延时日，该馆对于教育界的供应不得不长期停顿，其固有的地位也就随而散失，这对于文化和社会，影响都非常重大。纵能复业，至少需要半年。“此半年内，听三千余人坐食，公司实无此力量。况救济之费既竭泽而渔，复业资金更无所取给，于是复业将渺然无望。”

　　因此，商务印书馆认为，要使该馆得以早日复兴，保持其对于教育界读书界的地位，必须将停工职工全体解雇，减除不必要的负担和压迫，以全力推进复兴事业。

　　3 解雇纠纷的经过

　　商务印书馆为减轻负担得以早日复业，同时也使职工获得资金另谋职业，于1932年3月16日决议将总馆停工的职工全体解雇，并呈请社会局批准。解雇公告引起职工的强烈反对。劳资双方各执一词，商务印书馆当局坚持“解雇”，而职工方面力求“复工”。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决议解雇前，并未与工方磋商，以致劳资双方酿成极度恶感。该馆经多次与职工调解与交涉，一直未得到职工的谅解。

　　1932年5月8日，社会局批令，核准解雇。5月9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发表通告，遵照上海市社会局的批令，制定了相应的发款办法：加发半个月的工资，再将总馆职工应得的退俸金二十二万八千余元，按照酬恤章程比例减成分配发给。职工全部存款及特别储蓄，该馆尽先发还；所有职工之前支借的工资，一概予以免还。同时，商务印书馆声明，将来总馆复业时，依照团体协约法，尽先雇用旧职工。

　　对于该发款办法，职工起初不愿接受，“只有少数人前往领取”。该馆当局组织劝导团，劝导职工前往领取款项。其结果，三千七百多名职工中，有二千九百多人前往领款。未领款的职工，对于解雇问题不再坚持反对，但向商务印书馆当局要求加发一百二十余万元的退俸金。该馆当局并无让步表示，仍遵照社会局批令，坚持五月九日通告中所制定的发款办法。这些职工以工会及职工会被难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延聘律师，准备诉讼。而商务印书馆亦准备应诉。劳资双方均不愿让步。正当劳资双方陷入僵局，上海社会领袖王晓籁、虞洽卿等出面调停，劝勉双方和解。

　　4 解雇纠纷的解决及影响

　　经王晓籁、虞洽卿等人的调解，商务印书馆当局与被解雇职工终于达成和解。劳资双方于五月十七晚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签订和解合同。

　　双方承认上海市社会局“核准解雇”的批令有拘束效力。劳方放弃关于退俸退职金的要求。资方承诺总馆复业时，按照需要，依团体协约法，尽先录用旧职工。此外，商务印书馆同意对于路途较远，或流离失所，或受劳方所设收容所救济的被解雇职工，另给津贴，总额以国币二万元为限。并贴付劳方结束善后等事所需费用国币三千四百五十元，及劳方延聘律师的费用国币二千五百元。和解成立后，职工善后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发放津贴的办法。

　　至此，解雇纠纷得以解决。此事经过极为复杂，能得到如此和平解决，诚属幸事。

　　商务印书馆解雇纠纷的和平解决，使该馆维持了其他债权人的信任，该馆得以运用公司资产，先将同人存款全部清还，并酌加补助，而不受其他债权人的干涉，保障了职工的利益。职工获得存款和补助款项，得以早日还乡或另谋生计。

　　解雇纠纷的和平解决，使商务印书馆减除了不必要的负担和压迫，该馆得以全力从事于总馆的复业，以期恢复其对于教育界读书界的地位。总馆的复业使旧职工能有重回商务印书馆服务的机会，继续为国家社会和文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册）》[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2] 一岳：《再记被毁后之商务印书馆及其解雇问题》[N]，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4-5期

　　[3] 狷公：《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毁后之解雇纠纷》[N]，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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