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村民自治的政治绩效，是指村民自治主体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在政治上的表现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益。宏观的说就是村民自治能否促进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微观的说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四大主要内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实施。文章以云南省部分地区村民自治的实践为例，对村民自治的政治绩效进行分析。

　　【关键词】村民自治；政治绩效

　　村民自治的政治绩效水平，是基层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的检验，也是党和政府未来开展农村工作的重要参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关乎未来农村政策的道路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农村村民自治的开展就是其中之一。

　　村民自治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像春风化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民的生活、行为、关系、思想和观念，可以说，对村民自治影响着农民们的方方面面，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也加强了村级组织的廉政建设。

　　由于开展农民工作是项地域性较强的工作，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村民自治政治绩效真实现状和研究当地村民自治政治绩效的发展如何。由此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研究云南村民自治政治绩效真实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一、查找宣威、姚安村民自治演进历史

　　在改革初期的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实行“政社合一”的模式，人民公社高度控制着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农民群众依赖着人民公社这个行政组织。而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国家有限的财力不能使全部的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化。在这以背景下，吉林省梨树县的“海选”开了村民选举的先河，国家通过下方权力来激发了农村群众的自我管理能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重建了农村社会的权威。

　　“1982 年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四个民主”最先出现在1994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的认识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1998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从”村民自治”到”四个民主”，再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初步形成了制度化的运作模式。

　　云南省宣威市、姚安县因经济较为落后、干群矛盾突出、宗族影响大等原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发布后三年都没能有效的开展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三年后，在一些经济基础和经济水平处于中等的村庄，由于村民自治的开展，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背景下，云南省于2001年，全省范围的开始了村民选举，宣威市、姚安县也在其中，到2013年已开展了五届村民选举大会。经历了人民公社的村民群众，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以农户为基础向集体承包一定数量的的土地、水面、山林和牧场，自助生产和经营，这就意味着农民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关注村务管理，关注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会更加积极的参与的村民自治中，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二、进行村民自治政治绩效调查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我国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地开展了农村社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是考察当前宣威市、姚安市村民自治实践政治绩效的主要内容。

　　（一）民主选举绩效方面，实现了较高的村民参与率和群众满意率。民主选举，即广大农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可以以此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仅以云南省宣威市发吉村为例，2013年，发吉村全村辖2个村民小组，有农户317户，有乡村人口1190人，其中农业人口1190人，劳动力695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468人。在发吉村第五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大会上，377位村民参与了村委选举，这占了村中大部分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发吉村地处山区，不仅距离阿都乡政府有11公里的路程，发吉村的村民住处分散，距离发吉村村委会的距离少则几百米，多则2公里有余。在发吉村流动的票箱很少使用，发吉村使用中心会场，规定投票的时间、地点，农民们积极主动的来参与村民选举，充分使用了他们应有的权利。阿都乡组织委员蒋同志说：“发吉村，近几届村民选举，宣传到位，形成了很好的传统，村民选举在中心会场有组织、有纪律的开展，在大家的关注下选出村民们认同的村委会班子，大家积极性很高，对于结果村民多数表示满意。”

　　（二）民主决策政效方面，初步建立了以村民为决策主体的民主决策体制。在实行村民自治以前，云南省各地农村的村务决策主要是由党支部和管理区干部少数几个人的事情，有的地方则是由镇政府包办代替，忽视了决策主体的存在，把广大村民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极大地影响了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的积极性。而自从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较好地实现了农村决策的民主化。在村民选举中，农民群众更加关注自己的选票，更加注重选举过程的公正性，更加注重农民群众本身的当家做主权。

　　（三）民主管理政效方面，出现了多元民主管理主体和多样化民主管理方式。村民自治管理制度的实行，使得云南省各地的农村自治工作突出强调了村民民主管理的主体作用。过去对农村事务的单一管理主体转变为多样化的管理者，即出现了包括村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以及各种农民组织在内的管理主体。由于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多数是由村民民主直接选举出来的，因而他们更多的关注了村民的管理诉求，为实现民主管理创造了可能性前提。在姚安县官屯村委员会苏家村，在新农村建设了公共设施管理协会。由村组带头，选出2至3名优秀村民成立新农村管理协会，负责村容村貌，建设后的设施维护及村内的一事一议等事务的管理。

　　（四）民主监督政效方面，有效地实现了村民对村级干部及村级政务的民主监督。 农村经济改革后，农民群众有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受利益的驱动，农民要求村民委员会能根据一定规范，合理地发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经济、社会资源，从而希望通过更多的政治参与，是村民委员会尽可能公正的对待每一个村民。是民主监督的到了很稳健的落实。

　　三、分析村民自治政治绩效

　　科恩指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村民自治的有效运作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个人与集体、村民群众与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村民个人只有通过集体获取利益，村民群众只有通过自治组织更好的满足其利益要求，他才会对集体，对自治组织产生向心力；而村集体，村自治组织只有服务于村民，为村民提供经济和社会利益，才会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使农民群众广泛有效的参与到村民自治，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村民自治组织，而要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有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只有具有了经济实力，才能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不难发现，通过研究云南省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过程，村民自治在发挥政治效能上存在一些问题。

　　（一）家族问题影响着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农村里大部分村庄是由几个大家族共同生活而组成的共同体，在村民广泛参与的情况下，每个人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还会考虑到家族的利益。当几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必然会要损害一方的利益。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掌握着实权或者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家族，这个家族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如果这个家族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导致了不公平的现象产生，另一些获取较少资源的家族则会选择上诉或者淡出。因此，在后来的自治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就会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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