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有许多学者到美国留学，其中不少人深受美国通识教育的熏陶，并在国内的大学积极地推行通识教育。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认为[16]：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曾三次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吴宓，也身体力行，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推行“博雅之士”而闻名遐迩，他曾两度执教于燕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翻译等课程。

　　在当时重视通识教育逐渐成为创办著名大学的一大主导思想，以培养精英式通才为目标的燕京大学，以学系为单位，同一学系的学生被称为该系的主修生，其必修课程都一样。全校采用了选修课制度和学分制，其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必修课、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17]，重视广博与专一相结合。公共必修课是全校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选修课是指除了必修课以外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课程，以扩充知识面，它包括公共选修课与专业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学生在选课上的盲目性和随行性，选修课重视文理渗透。根据课程的学科性质，燕京大学的课程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燕京大学规定：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各一门，并且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择别门科学的高级课程。同样学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应根据以上原则进行选课。[18]英语专业公共选修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生物、心理学等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文学历史、不同文体文学研究、基督教文学以及文艺批评等。学生必须选修第二外语，有法、德、俄、日4种语言可供选择，如不及格不能毕业。

　　燕京大学英文系分为英文文学和英语教育两大方向。主修英文专业的学生分为两种：甲种注重文学，毕业时获文学学位，主修科目45学分，其中包括：十九世纪英文文学、十八世纪英文文学、十七世纪英文文学、十六世纪之前英文文学、莎士比亚、高级写作、语音学和毕业论文。任选副修科目至少16学分，如科目有历史、国文、教育、经济、社会、政治、心理以及历史（英国史或欧洲史6学分为必修课，系里特别鼓励学生选修英国民主政治发展史、西洋社会政治思想等课程）。乙种预备师资，毕业时授予教育学学位。凡有志在教授英文者，主修科目44学分，其必修科目为十九世纪英文文学、高级写作、语音学、比较语音学、英文教授法、毕业论文，可以从十八世纪英文文学、十七世纪英文文学、十六世纪之前英文文学和莎士比亚四门课程中选取三门。除必修英文教授法3学分外，乙组课程副修科目20学分（以某一学系科目为限）并教育学系课程中17学分，教育类必修课程包括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概论、中等教育法[19]97。与此同时，燕京大学英文系还重视对英语专业师范生实践教学环节的训练，实行导师制度。学生在有经验的英语教师的指导下，在燕京大学的附属初中进行实习。这一做法不但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了第一手教学经验，而且使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得以传承和发展。

　　英文系一年级的课程为基础课程，尤其重视公共必修课程国文与英文。据现代语言的理论表明：母语与外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迁移作用。当时一般教会大学忽视或淡化中文教育，而燕京大学则不同，其国文系阵容强大，既有吴雷川、钱玄同、周作人、钱穆等著名学者，又有不少燕京大学毕业经过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如谢冰心、许地山、高名凯等。国文系的教师们既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大多为学贯中西的学者。燕京大学的大一国文由国文系名师任教，要求严格，每周自拟题目，写作文一篇，文言白话均可。学校要求学生期终考试必须达到相当于百分制70分的成绩以上，如达不到，还需修大二国文[6]42。大一英文以训练学生基本功为主，每周要求学生写不同文体的作文，并强化学生的口语练习；大二英语以读写为主，学生通过习作大量有针对性的练习题，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每10天自由选择一部（或部分）英文世界名著，并不要求逐字细读，但必须用英文写出作品提要，教师给予仔细批改。开设这两门公共必修课的目标是让“学生确实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20]。

　　燕京大学英文系课程设置既体现了中西合璧、博古通今的原则，又兼顾了英文专业的学科性质，即培养文学研究者与英语师资。虽然没有像当今英语系提倡职业英语，但是燕京大学英文系本着通识教育的原则，提倡人文与科学相结合，却培养了众多在各领域卓有成就的人才，如翻译家赵萝蕤、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文史专家吴世昌、外交家周南、英语教育专家李筱菊、艺术家黄宗江等等。

　　三、强调英语文学教育

　　燕京大学英文系属于典型的人文学科，文学课程为核心课程，涉及面广，从古典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涉及到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希腊等不同国别的文学，涵盖了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文艺理论批评等，并注重文学研究与哲学方面、科学方面、社会方面与宗教方面等领域的关系。1936年燕京大学英语系主干课程包括：英文、十九世纪英文文学、十八世纪英文文学、十七世纪英文文学、十六世纪之前英文文学、文艺复兴时代文学、莎士比亚、高级写作、语音学、比较语音学、英文教授法、戏剧史、现代戏剧、美国文学、十九世纪之思潮、英文小说、廿世纪之散文、二十世纪之诗、英文文学评论、翻译、英文教授法、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史、希伯来诗意的文学、希伯来先知的文学以及圣经文学。[19]89-100

　　燕京大学英文系课程的设置体现了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之间的博专之关系，与1926年吴宓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制定的《课程总则》如出一辙：“其一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博通；其二则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局部之深造。”[21]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文学教育强调文学史与文体相结合，主张博古通今。正如吴宓所言的：“欲述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又必先通世界各国古今各时代之文学，及其政教风俗典章制度等之大要，全局洞见，然后始得知此国此时代之文学与他国他时代文学之关系，其间之因果，及生灭起伏递嬗沿革之故。”[22]

　　对于外文系的学生而言，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一般具有三大功能：语言学习的功能，文化了解的功能以及个人发展的功能。[23]首先，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其用词，句法，语篇的输入是学习语言的有效手段。其次，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多元的社会文化，隐含着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所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能使学生更为深刻地了解文化的内涵。最后，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对学生的品德和性情的熏陶起一定的作用。作为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弟子吴宓，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提高他们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在《文学与人生》中他归纳出文学的十大功能：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24]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英文系文学课程不同之处在于它开设了希伯来诗意的文学、希伯来先知的文学以及圣经文学，强调基督教在英文文学中的作用。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25]在西方各国的文学中，许多作品都与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的《失乐园》、拜伦（GeorgeGordonByron）的《该隐》等作品直接取材于《圣经》。德国作家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的《浮士德》、霍普特曼（GerhartJohannRobertHauptmann）的《沉钟》等作品也涉及到基督教中的要素。因此，基督教文学系列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理解。

　　以现在外语界盛行的观点来看，燕京大学英文系是一种“纯文学”的英语教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上多样化的需求。但是，百年树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产生仅仅能满足社会当前需求的速食型人才。社会的需求往往10年或20年一变，而唯有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做到不断的迅速的应变和再学习，从而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面前，始终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因此，从整体而言，重视广泛基础与文学教育为核心的燕京大学英文系，看似收效缓慢的教育，实则却是大智若愚之举。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

　　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为学校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人才提供了必要条件。1936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教师一律为外籍教员，共有14位教师，其中教授5位、副教授2位、讲师5位以及2位助教，大多毕业国外的知名大学。如毕业于哈佛大学（HavardUniversity）的步多马、舒思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Vniversity）的米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Vniversity）吴路义、柯安喜女士等等。其后也有一些中国籍学者包括吴宓、赵萝蕤、俞大絪、巫宁坤等教授。

　　系主任谢迪克出生在伦敦，生活在加拿大、美国与中国。他不仅精通西方文化，还深谙中国文化，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他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英国文化史以及英文文学评论等课程，他深厚的文学底蕴加深了学生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趣。作为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他还翻译了英译本《老残游记》，其译文忠实于原著，并对其中一些典故做了注释，他的译本深受西方人的喜爱。[26]谢迪克上课生动，知识渊博，对英国文学如数家珍，很多学生认为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步多马擅长于戏剧研究，从1919年开始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提倡在戏剧教学过程中采取表演的方式，亲历戏剧中的场景。戏剧的表演不仅要求学生熟记台词，还要求学生装扮成戏剧中所描写角色的外表形象，熟练地运用不同表情与语调表达不同语境中角色的悲喜。在他亲自的指导下，当时就读于英文系的赵萝蕤在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过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的名剧《皆大欢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赢得了学生和教授们的交口称赞。[13]177包贵思上课声音清脆悦耳，主要教授18世纪和20世纪诗歌、小说、是研究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的专家。

　　这些良师激发学生的文学兴趣并使该校英文系文学传统得以延续，赵萝蕤就是典型的例子。赵萝蕤出生于教授家庭，她的父亲赵紫宸曾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职。在她父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16岁时，她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于周作人、谢冰心、郭绍虞等著名学者。第二年，她在美国教师包贵思的劝说下，转读英文文学系。[27]在读书期间，深受步多马、包贵思、桑美德等教师的影响，广涉英美文学，为其今后学术研究生涯奠基了基础。1935年，她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生院。两年后，受诗人戴望舒之托，她把美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晦涩难懂的TheWasteLand翻译成中文《荒原》。1946年，她在美国遇到了艾略特，他对赵萝蕤的翻译表示感谢。清华毕业后，她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克莱恩（RonaldSalmonCrane），以詹姆斯（HenryJames）长篇小说为博士论文选题。詹姆斯出生于美国知识分子家庭，长期居住在英国，他的小说用词典雅，语言结构复杂，善于人物的心理分析。当时的美国文学界认为他的创作“晦涩”，主要的读者群体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小说并不畅销，也鲜有学者专门研究其作品。赵萝蕤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詹姆斯的作品，可见其英文功底之深。1949年，赵萝蕤回母校英文系任教。1950年到1952年，她任系主任。由于解放后美籍教师纷纷回国造成师资不足，赵萝蕤邀请了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巫宁坤和国内英国文学专家俞大絪来任教以增加师资之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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