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学术自由是虚妄之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臆想。社会适应之于学术发展是必然的，它未必一定阻碍学术发展，学术发展需要社会支持。主动适应是学术自由和社会适应保持一定张力的基点，它是“两条规律”的题中之意。
　　关键词：学术自由；社会适应；主动适应
　　展立新副教授和陈学飞教授2013年发表了题为《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见《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以下称“理文”）。“理文”在剖析我国建国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将我国建国后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主导发展观依次归纳为“工具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和“实践理性”，同时指出这些发展观偏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并认为潘懋元教授的“两个规律”理论应该为之“买单”。基于此，“理文”最后跳出了上述所有“理性”的羁绊，得出回归认知理性的结论。
　　何谓回归认知理性呢？“理文”认为“认知理性的基本内涵就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就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对学术自由、批判反思和客观公正等观念所做出的个人信仰方面的承诺”。回归认知理性，即“在高等教育活动中，认知理性价值观是一种核心性的观念。它可以应用到其他价值观活动之中，却不允许其他价值观反过来运用于自己的活动。”“如果否定了认知理性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就会把追求真理的事业当成追求知识功用的事业”。在此，笔者承认“理文”注重认知理性的意义，但绝不赞成“理文”矫枉过正地将认知理性“独立”、“绝对化”。基于“理文”将学术自由视为认知理性的核心内涵，所以本文选取“学术自由”这一主题，并主要阐释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以澄清“理文”的认识偏颇。
　　一、大学学术自由的相对性
　　学术自由一般被理解为“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这一权利既适用于高等教育机构，也适用于这些机构里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1]。毋庸置疑，学术自由对学术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如苏格拉底曾明确提出：“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2]（P53）。那么，学术自由在大学中的实然状况如何呢？
　　（一）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
　　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为现代大学开了学术自由之先河。中世纪大学是随着欧洲城市的兴起而以“学者行会”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了能够独立自主地探索知识，他们必然要追求自由的权利。在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缝隙中，中世纪大学也争取到诸如居住权、免税权等有相当限度的自治权力。然而，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并非超然的，而是与功利相连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称“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自由不过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3]。此外，这种自治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赤贫的自治”[4]，“这种贫困却给了大学以道德的力量，……想战胜对手，手里最好的武器也就是罢课……要不就自行遣散。……它之所以有能力采取这种极端举措，而且不费太多气力，正是因为它一无所有”[5]。可想而知，这种自治并非现代大学所想追求，因为现代大学害怕“一无所有”。
　　正当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中世纪大学萌芽时，个体性自由却在欧洲大学遭到严酷的镇压和封杀。中世纪大学，神学被认为是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之支配下，人类的理性只能在教会有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镇压”[6]。如，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于1600年被烧死于意大利菲奥里广场[7]。
　　中世纪后期，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逐渐沦为守旧、拒绝新兴学问进入大学的武器，科学家的发现主要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大学的组织行为。阿什比认为“科学革命的历史几乎与大学没有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大学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发起者”[8]。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大学开始被瓦解，个体“良心自由”精神得到宣扬，但这种自由精神依然强调研究者的责任[9]（P35-36）。很明显，这种个体性自由并非绝对的，而且它是以否定自治意义上的自由为代价的。
　　（二）德国和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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