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地说，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十几年博士生，前后已经50多年了。艾红红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方汉奇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郭镇之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方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我都在给方老师送人才。”赵玉明不无骄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说的，从1959年走上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教学的讲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电视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赵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满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不改初衷、坚守如一的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他说得淡然，却令人动容。
　　“我为学校办了几件实事”
　　赵玉明说：“‘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涉及这些问题，严重的就会被批判。所以那时候评职称，一般来讲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不给我也就算了。很多老同志按说应该当教授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所以给都不要。‘文化大革命’前新闻系没有教授、副教授，只有两个讲师，到‘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才开始评。”赵玉明接着介绍：“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总在不停地搞运动，大家写完了东西不敢印出来，怕被批判。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代人还是我刚才说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不干。直到80年代初，我组织征集的许多广播回忆录，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无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出版，署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起码在名利思想上可以避嫌。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我们这代人都比较谨言慎行，写东西也比较慎重，同时也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束缚。”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价值观和荣辱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变迁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但集体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务实低调的行事风格却依旧延续。“有人评价说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解放是在77级学生的带动下开始的，我觉得这样说有他的道理。”
　　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基于此，在盛世修史的大背景下，广播事业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随后，赵玉明组织并参与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的征集梳理，民国时期广播历史档案的搜集考证以及多份广播历史书刊的编印工作，为继承并弘扬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荣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1989年，赵玉明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新闻系走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领导岗位担任副院长，直至1998年，62岁的他才“超期退役”。恰恰是在这9年中，北京广播学院的整体面貌和办学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转70年代的颓势，渐渐发展成为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重镇学府。赵玉明回忆道：“9年的时光，3000多个日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个人经历的酸甜苦辣，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值得认真回忆的也就是几件或是自己首创或是参与较多的实事。”
　　1989年，经赵玉明负责筹划，“中央三台”在广院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这是广院第一个社会性的奖学金。除此之外，浙江改革月报社、山东滨州九环集团公司、北京星光集团等先后在赵玉明的联系和促成下在广播学院设立奖学金，在校企之间实现了双赢。
　　1989年，赵玉明开始分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日常工作并兼任副主编，在较短的时间里，赵玉明与编辑部同志合力解决了《年鉴》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更提高了《年鉴》质量，为按期保质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3年，赵玉明负责筹建北京广播学院董事会并出任副董事长（常务）兼秘书长，负责董事会日常工作。短短几年时间，董事会完成了近千万元的基金筹措，为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深化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1996年，赵玉明基于广电部未在所属高校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励的情况，在学院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情况汇报——兼谈对我部设立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的建议》，为学院缓解了科研水平总体较低、成果较少，以及难以获得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的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赵玉明在任期内非常重视广院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多方筹措图书资料经费，初步改变了图书馆经费紧缺的局面，为北京广播学院的长远发展造福铺路。
　　赵玉明说：“这些事情的促成不是谁想弄就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号召，但是事情要办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所说的，确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在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办学水平蒸蒸日上的时代，赵玉明既是这个艰难过程的见证者，更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参与人。而在他们卸下重任、安享晚年的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实至名归的闻名国内和载誉世界便是对这些老一辈创业者最好的回报。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国内很多知名教授所不同的是，赵玉明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亲自招收并培养的硕士、博士以及合作的博士后从数量上看并不多，前后算起来，总共带了10位硕士、12位博士，以及3位博士后。
　　“我是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的，那时候还在新闻系。担任校领导后，虽然还在招硕士生，但基本就是毕业一个招一个，因为多了也带不过来。”1999年开始招博士生后，赵玉明就不再招硕士生了，三年带一个学生的工作量让他在30余年的导师生涯中实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力分配，兑现了“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的工作方针，而这样的原则也为他日后为中国传媒大学实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零的突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薛文婷是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她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1999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以来，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我也因此获得了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其实这个全国优博的产生，绝非我个人之功，但要说几十年来指导学生的做法和体会，我也乐于分享。”
　　赵玉明认真地说道：“教书这项工作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同时治学应当严谨，对待学生必须要求严格。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就必须从选才开始，但我觉得给学生提供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优厚的条件更加重要。现在有不少学校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求本科非得‘211’不可，我觉得这其实是缺乏从实际出发考核真正人才水准的表现，也是不足取的。自古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对学生应当尽量做到宽进严出。”
　　“论文的选题需要根据学生的处境和时代的机遇综合考虑。比如说薛文婷，她之所以写体育新闻史，是因为她硕士毕业后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系任教，博士入学前后又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前夕，全国都有一个体育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定下了这个选题。”赵玉明意味深长地说，“确定研究选题既要适合自己，又需要有创新的价值，既要扬长，也要避短。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更要看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条件。”
　　在薛文婷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赵玉明帮助她积累史料、拓展视野、打开思路。“我专程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我当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育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薛文婷也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而所有这些都为她撰写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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