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战爆发，当时，由于男性当兵参战，女性进入社会，填补劳动力的空缺。女性外出工作首次得到了社会认可，或者说至少被接纳。但其中许多妇女无法离开年幼的孩子。她们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将车停在厂区停车场，把小孩锁在车里，车窗打开，用毯子盖住后座。只有在这种时刻，幼儿的保育问题才在美国政坛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1940年，国会通过了《兰哈姆法案》，以政府为中心，建立起育儿中心体制，为各收入阶层家庭的10多万儿童提供服务。

　　但立法委员只是将育儿中心视为战时应急机制，因为如果日托能让妇女继续在工厂上班，退伍军人便难以找到工作。因此战争结束后，《兰哈姆法》失效。

　　20世纪60年代，一项旨在帮助职业女性，为所有有需求的孩子提供保育服务的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但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该法案，他说，不希望政府插手 "公共"保育活动。过去几十年间，除了增加儿童抵税额和补贴之外，美国联邦政府的育儿政策几乎一成不变。

　　但是，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约有三分之二的年轻母亲在外工作。

　　起火那天，房间中浓烟四起，杰西卡·塔塔拨打911报警。在电话录音里，她尖声喊叫："孩子们快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甚至找不到他们。请赶快过来，我的天哪！"

　　塔塔在休斯敦西区一个并不富裕的尼日利亚裔家庭长大，16岁时，她成了一名基督徒，并开始在教堂里志愿提供日托服务。2010年，塔塔扩大经营规模，开办了杰基托儿所。

　　第一批救援者到达现场时，塔塔告诉他们，起火时她正在盥洗室，找不到任何孩子后，她只有自己跑了出来。一名邻居试图安慰悲痛欲绝的塔塔，却注意到消防员和抱出来的孩子们浑身黑灰，可塔塔的白衬衫、樱桃红马甲和配套的针织贝雷帽却一尘不染。还有邻居表示，那天中午，有人看到塔塔开车从外面回来。稍后，一名消防部门的调查员从门后发现塔吉特超市的购物袋，购物发票开具时间在火灾发生前不久。

　　事发第二晚，塔塔返回满目废墟的家中，翻出护照，坐上飞往尼日利亚的航班，但最终还是被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工抓获。

　　25分钟后，肯尼娅·麦尔赶到医院，现场一片混乱。家长们焦急地打听消息，但工作人员无法立刻确认所有孩子的身份。随后一名护士来到等候区，手里拿着一条紫色条纹弹力裤，裤子上满是烟灰，已碎成布条。麦尔几乎是被搀进了急诊室，进到房间，看见肯迪尔像洋娃娃一样平躺在桌子上，一名医生正在用力按压她的胸部。接着一名护士把麦尔拉到一边，告诉她，他们已经尽力了。

　　那天在托儿所的七个小孩中，四个不治身亡。小伊丽莎白在妈妈赶到医院之前就离世了，她的妈妈贝蒂·卡约是一位老师，通过教堂活动认识了塔塔。伊莱亚斯被送到特殊呼吸室，以排出肺部的烟雾。当时，他的妈妈凯夏·布朗刚结束杂货店新职位的培训，才听说托儿所着火的消息。第二天，伊莱亚斯死在妈妈怀里。

　　蒂凡尼·迪克森的两个孩子都在塔塔的托儿所：两岁的马卡亚和三岁的索马利。蒂凡尼是休斯顿西部医疗中心的护士助理。那天午饭后不久，她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消息："紧急救助，P.D.，P.D."--P.D.是儿科的简写。蒂凡尼当时还一无所知，直到数分钟后她给托儿所打去电话，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上帝啊！蒂凡尼，你的孩子在急诊室！"同事告诉她。马卡亚死里逃生，索马利则不幸身亡。

　　在许多国家，托儿所的管理一般被视为重中之重，而非事故发生后才亡羊补牢。比如在法国有一整套国家体系规范，值得效仿。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小孩可送到托儿所，它属于公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学龄前儿童可以送到幼儿园，而这属于公众教育体系。在托儿所，至少一半的看护人员是从儿童保育或者心理学相关专业毕业，而且有儿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随时待命。总体而言，法国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用于儿童保育，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2012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说，在儿童生长初期进行大规模投入，将使美国经济获得更大收益。今年，奥巴马总统提出"学前儿童教育"的议案，为每个州提供配套资金，便于各州为3、4岁的儿童建立相应机制，同时，适度为婴儿和学步儿童加大政府补贴。这项计划将在十年内耗资750亿美元，这笔钱将通过提高香烟税来获取，这意味着它将面临无比严峻的政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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