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中西方历史上都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资源。孔子与柏拉图作为东西方两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博大的思想体系中，特别是在《论语》和《理想国》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对《论语》与《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中寻找东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比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作为政治上层建筑要素，反映了社会现状，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需要。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联系的，是服务于他们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柏拉图生活的雅典城邦时期同样处于混乱不堪的政局，他们都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恢复到以前和谐美满的状态或者理想城邦的状态。因而，他们在年轻时都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最终都抑郁不得志而著书立说。相似的社会现状和人生经历，使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目的上趋于一致，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德治国家。

　　《论语》和《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本质属于美德政治学，因而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然指向建构一个美德政治的国家。孔子和柏拉图都将"德"、"善"作为政治的终极目标，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和主要的手段，也作为培养、选拔治理者的根本标准和基本要求。同时，他们又囿于阶级的局限性，将这种美好的政治制度建构在了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上。具体来说，《论语》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治理念，认为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德治。对此孔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方面阐述了德的核心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1；另一方面，从不同治理方式结果的对比来证明德治的必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2。孔子所认为的这种德治，必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43的等级有序的各安其道的社会。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因为"对于优秀的人，把那么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2]141。柏拉图相信有天生的鞋匠和天生的统治者，因而依人的"天赋"差别，将"理想国"的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治国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只有三个等级的人各负其责，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国家才能成为"正义"之邦。

　　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针对被教育者的思想建构活动，确立理想的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体系和社会秩序，因此，从《论语》与《理想国》中教育思想本身来看，两者教育思想在实质上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其教育目标都指向执政。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政治、道德和教育是相互依存的，无论建立的是大同社会还是理想国，这样的国家统治者都是圣人或者哲学王，而培养圣人或者哲学王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因此，《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1]227，《理想国》则指出当政者只需要做好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2]138，明确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因而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但是，由于对国家结构的认识差异，导致了《论语》与《理想国》对德治国家建构方式的理解是不同的。孔子以西周为现实样本，将理想国家理解为以氏族为基础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因而，造成了《论语》中的德治国家必然以血缘关系的家庭为基础，表现的是"家-国-天下"的思维逻辑，构建的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德治国家，要求统治者先修身，再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而柏拉图则是以雅典城邦为现实样本，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公共的组织结构，各个部分都依赖于和服务于公共的利益，《理想国》认为国家的正义具有优先地位，是以国家正义、国家道德为出发点，进而推演公民个体道德，因而建构的是一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国。所以，尽管《论语》与《理想国》两者的政治目标相同，但其内部建构逻辑却是截然相反的。这种内部建构方式的差异，使孔子与柏拉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出现了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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