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化的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人格和人才选拔模式，这能够有效地保障理性的学术研究观点更易于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改革和发展中去。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行政政策决定者及执行者本身也是资深的伦理道德研究专家，兼具理论研究和政策执行的双重重任，诸如孔子、墨子、董仲舒、王安石、何晏、朱熹，等等。传统社会的"内圣外王"解决了理论到现实、内容到方法的瓶颈问题，使伦理研究成果能够很顺畅地就转化为现实生活内容。而当代中国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分层现象愈演愈烈，并且伴随着西方文化中诸如民主、平等等合理文明成果的渗入，"家国同构"的强度和韧度有所减少，中国社会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元复杂状况，形成了非"橄榄型"的畸形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5]。这种行业区分明确，技术规划严格的社会结构，使得从事伦理研究的学术型人才很难再"胜任"政策决定和执行的"行政"职务，"圣"与"王"开始分离：研究伦理道德的是知识分子，活动于精神领域，无法直接操控现实社会生活运行轨迹，其关于伦理道德的研究成果无法或者很难影响现实的伦理行为，而能够直接操控现实伦理行为的人却远离精神领域，单一地存在于物质和技术世界中，不在乎也不研究伦理，工具性地规划着自己的行政思维，即，社会发展导致"圣"与"王"的客观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伦理研究成果向现实生活内容转化的传统路径出现中断。然而，"一切来自社会的东西都是奴役人的，一切来自精神的东西都是解放人的"[6]。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静止意味着腐朽，和谐社会需要来自伦理的支撑，我们需要不停地将学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活内容，借此来保证和谐社会的良性动态发展，但现今作为精神领域的伦理研究成果却没有有效的路径来到现实社会中来，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不了应有的现实作用。

　　今天国人与过去不同，今天人们实质上已经接受了始于西方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国人寻求幸福与实现自我价值早已不在精神领域去实现，而是在物质世界中去寻求精神寄托点和自我满足感，价值理性只出现在物质奋斗疲惫之后的空虚时刻，成为一种理想而非现实的精神慰藉和宗教式的安抚。正视已经改变了社会客观现实--物质追求符合人的本性无法改变，但是物质追求不可以违背实践理性，不可以破坏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大自然、人与自身小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伦理和谐。而人在生物本性上的自私性，又决定了人们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技术世界中，必然会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张力发挥到极致，造成技术世界的普遍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分裂。因此，当代中国不能也不可以禁止人们的物质权欲，但应该是可以合理地规范物质权欲，将其调控在一定的和谐尺度范围内。同样，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今天的中国不可能继续像古代社会那样靠"精神立国"，"圣"与"王"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频频地良好结合，而近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又证明了"物质安邦"存在着工具性的危险缺口。有鉴于此，中国急需的是"制度立国"--建设完善的伦理制度体系，通过伦理制度保障伦理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和运用，来弥补和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从而保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平衡。

　　在中国，这种以制度为桥梁将伦理研究与社会运行结合的伦理操作方式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冒险主义和实证思维，具有"顺从性"的理想主义民族特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尧、舜、禹之间王位的传承是通过"尚贤"的民主方式进行的，那时平民遇到首领、上级是不需要跪拜或者行等级之礼的，但禹传位于子，改"尚贤"为"尚亲"，变"公天下"为"家天下"，意味着奴役人性训练的开始，西周大行"礼乐文化"虽规范了社会秩序但也正式拉开了奴役人性的大幕。自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社会政治到家庭伦理的等级伦理关系在中国人思维里深深烙印着，后经儒学大家倡导及封建帝王片面利用，"宗法血亲、家国同构"等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社会的主流思想。亚里士多德曾概括性指出："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甚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7] "顺从性"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瑕疵，但是毫无疑问，"顺从性"有利于各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我们不是要强化这种民族特性，只是利用既定的客观存在去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事物--从而易于保障伦理研究的现实可操作性。同时，注重整体架构的社会结构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情感价值判断代替理性价值判断。爱因斯坦曾在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8]西方社会践行的模式更多考虑的是逻辑上的"合理性"，中国社会政策的运行更多在意的是人们的"感受"。因此，西方人的制度必须是理性的，而中国人的制度则可以是伦理的--换言之，中国人的伦理可以通过制度来体现、调节、保障和实施，伦理制度可以以桥梁的形式将理论研究与社会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避免和谐社会伦理研究处于现实操作性不强的形而上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境地。

　　四

　　将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合理因子作为伦理制度主要内容是伦理制度得以存在的现实保障和捷径。提到传统伦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逆来顺受"等负面效应，其实传统伦理的发展从理论到现实都不是完全如此的，需要我们理性地认识。从理论上看，以逆来顺受为代表的民族弱点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直接来源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中不单单有着"奴性"，还存在着诸多"进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比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早很多年。历史上的圣哲们虽然都基本主张"长幼有序，夫妻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但其初衷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已，因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并不是为了塑造人的奴性而提出五伦。孔子在主张正名的同时反复强调继承周礼要有因有革，适时变通，反对专靠行政命令，主张惠民、利民、富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15，"因民之所利而利之"[9]269。孟子甚至提出可以弑君的思想："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0]。提出三纲五常的董仲舒也有"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美；尔好利，则民好奸而俗败"[11]的劝戒王侯贵族的警言。可见，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完全在于作为学者的圣哲们的研究成果，而在于帝王将相们对于研究成果的肢解及有选择性的片面利用。学界如此，现实生活中也出现过民风淳朴、思想解放的大唐盛世，更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明代贤朝，杨朱、李贽等异端思想家不但能生存，其思想还能传播的事实本身就能说明当时社会十分开化。从学界到现实都在证明一件事情：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不像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一直黑暗着，单一地存在着奴役人性的文化传统，虽然受自然条件和人的视野限制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但某种程度上还算张弛有度。

　　从现实角度分析，上述的这种与社会相得一体的伦理文化在延续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次的断裂：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入侵。美国著名学者、《世界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研究世界历史后感慨：游牧民族的每一次成功入侵都会造成文明的大倒退。在中国，最后一次是满清的入主中原，今天中国人的奴役性格更为直接的是继承了清朝的鞑靼文化，中国不可能跨越满清历史去继承300年前的文化传承。"清文化是以鞑靼文化为主，借鉴华夏文化的保守面发展出来的新文化，与传统华夏文化并不相同，清文化完全没有继承明未的这些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后来的中华民国，以及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都是新发展出来的清文化罢了"[12]。虽然中华文明是世界三大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但是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在延续脉络上却真正地出现过反复多次的震荡，我们今天继承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传统并非源自千年伦理文化的精髓，而是直接取自最近的文化渊源。

　　这里并不是要复辟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也不是在为封建道统正名，而是在强调要正确对待传统伦理和传统社会，不应该将以逆来顺受为代表的诸多民族弱点简单地归罪于传统伦理，从而简单机械地否定传统伦理，特别是传统伦理中的合理因子，相反更应该借鉴、引用传统伦理文化的合理因子。而且，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尚公、尊礼、贵和等伦理精神和"天人合一"、"清心寡欲"、"家国同构"等伦理思想恰恰能够弥补当代科技社会的种种缺陷。因此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将其纳入作为学术研究与现实架构桥梁的伦理制度，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民众心理优势和丰厚的历史基础，使伦理制度作为实体的存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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