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对刑事诉讼法草案进行审议，委员建议法律明确保护人权。

　　任茂东委员认为，草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他建议修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

　　他解释，这种表述与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是一致的。他并分析，“人民”一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作为体现程序的刑事诉讼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保护人的权益，或者是保护全体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正当权益。

　　■ 焦点1

　　公安是不是司法机关？

　　法大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世界范围内没有将警察部门列入司法机关的做法

　　【草案摘要】 草案33条对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情况进行了规定，最后一款是“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

　　草案46条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律师在执业活动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应当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

　　草案61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

　　【委员审议】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戴玉忠，针对草案第33条第3款最后四个字“司法机关”表示，该表述是指哪些机关不明确。他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和表述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司法机关就是法院，有人认为在中国司法机关是法院和检察院，也有人觉得包括公安机关都算广义的司法机关。

　　“刑法94条规定，本法所指司法人员是包括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但那是讲人员。宪法和法律对司法机关没有界定性的表述和规定，这时候用一个‘司法机关’是不明确的”。

　　戴玉忠并分析，宪法第135条对刑事诉讼当中的主体明确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里的司法机关应明确表述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还是只算法院和检察院？”他建议进行调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这是刑事诉讼法中第一次出现这种公安机关可能是司法机关的表述，公安机关属于政府部门，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将公安或者警察部门列入司法机关的做法。

　　■ 焦点2

　　体罚及虐待表述不能省

　　金硕仁委员表示，有些侦查人员避开刑讯逼供，采取花样繁多的体罚和虐待

　　草案49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117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任茂东委员认为，这表明还没有明确规定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制度。他认为，在中国确立限制沉默权制度是可行的，能够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逐步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水平。

　　不过，他亦认为，实行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侦查的难度和诉讼的成本，对使用沉默权应该有所限制，可以采取案件排除法，即在大量犯罪中的嫌疑人、被追诉人都可以实行沉默权，但是可以用但书的表达方式，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沉默，例如有关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不得沉默，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打击严重犯罪的需要，诸如危害国家安全的、黑社会团体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不得保持沉默等等。

　　对于严禁刑讯逼供问题，金硕仁委员表示，修改前刑事诉讼法43条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一规定修正案草案第49条修改成“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他认为，逼供、威胁、引诱是存在的，建议继续保留“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这些内容。

　　此外，金硕仁建议，草案53条第1款“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中的“刑讯逼供”后增加“体罚、虐待”的表述。他表示，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巧妙地避开了刑讯逼供，但花样繁多的体罚和虐待也是非常不人道的，像老虎凳、用竹条打手掌等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