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 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 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 可以对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历史还原, 即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两汉至南北朝“ 经学— 文学世家” 与“门阀— 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隋唐时期“ 门阀— 文学世家” 与“ 科宦— 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两宋至明清“ 科宦— 文学世家” 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在上述主体形态之外, 尚有其他类型文学世家的多元存在。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 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有机整体。
　　关键词:文学世家　历史还原　文学史范式
　　所谓文学世家, 通常是指在直系血缘关系中出现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的家族。与“ 世家” 相近的概念还有士族、世族、家族等等。鉴于这些概念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从源起到演变的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名实离合的问题, 而学界则又往往各取所需, 混而用之, 故而有些学者试图从不同层面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辨析。就目前学界以“ 文学” 与以上不同概念组合而论, 则以“ 文学世家” 与“ 文学家族” 最为通行。由于“ 家族” 是一个通用概念, 具有泛指与特指的双重含义, 特指是指介于“ 家庭— 家族— 宗族” 三个序列中的中间序列, 泛指则可以包含所有家族类型, 包括宗族也可以泛称为大家族;而“ 世家” 是一个专用名词, 首见于《孟子· 滕文公》:“ (陈) 仲子, 齐之世家也。” 其原初意义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司马迁《史记》首创“ 世家” 之体, 以记王侯诸国之事, 因王侯开国, 子孙世代承袭, 故称世家。后来引申意指世代以某种专业、职业相承的家族, 比如经学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教育世家等等, 重在凸现累世相续之义。所以比较而言, 以“ 文学” 与“ 世家” 组合为“ 文学世家” , 更能体现概念的对应性、传承性、开放性涵摄力, 可在源于历史概念的基础上, 经过重组和重释而赋予其新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意涵。
　　对“ 哲学史就是哲学” 这一命题, 学者的阐释相当宏富而互有异同。参见何卫平:《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说的再认识——— 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 《福建论坛》2007 年第2 期。
　　质;另一方面, 哲学史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而独立存在, 哲学史需要哲学来引导。① 文学与哲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 但其内在学术精神则是相通的,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应以此为借鉴, 并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 实质上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 因为任何历史还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已经消逝的原生态的历史本身, 而只能在充分激活“历史记忆” 的过程中通过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重新建构接近于原生态历史本身的历史文本, 由此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鉴此, 本文试图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 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 对文学世家进行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促进或制约文学世家发展的外部因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制度。经学博士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大变革作用于家族史与文学史, 便是“经学—文学世家” 、“门阀—文学世家” 、“科宦—文学世家” 三重形态在前中后三大时段中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前期自两汉至南北朝, 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经学世家、门阀世家的日益发达, 主要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与“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中期贯通于隋唐时期, 在新旧双重制度以及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 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 与“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后期自两宋至明清, 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科宦世家的日益发达主要呈现为“科宦—文学世家” 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
　　在文学世家从汉初形成到清末衰落的历史过程中, 以上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贯通与演变是基于特定个体文学世家进而与特定时代、区域以至通代文学世家史不同层序相互链接与融合的结果。由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 应以此为参照而加以系统的提炼与总结, 从而赋予其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
　　一、“经学—文学世家” 与“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演进秦汉之际为文学世家从起源到形成的历史分界线。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论, 其中经历了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突变过程, 由先秦雏形“文学世家” 的原始积累到汉代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 即标志着这一突变的最终完成。
　　自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家族以来, 文学世家的原始积累一直在潜行之中, 但由于长期以来宗法家族与文学创作的两相分离, 所以始终处于有“ 世家” 而无“ 文学” 阶段。期间, 知识精英阶层的交替演变, 先后经历了巫、史、子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巫、史阶层多以家法传承, 代代相授, 当其延续于数代之间而创作神话与历史, 那么就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文学世家” , 但这仅仅是文学世家的萌芽或者勉强视之为雏型的“文学世家” 。由巫而史而子, 在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 本有一次通过士人的家族化与诸子的家学化而产生新型“ 文学世家”的历史机会, 事实上, 如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 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 已具雏型的“文学世家” 之特征, 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兼文学世家之先声。然而就整体而言, 由于诸子学派的代际相承, 是基于学缘而非血缘关系, 或者说由学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 这固然有助于学派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 却无益于士人家族化与家族文学化的推进, 所以其最终结果仅止于士人阶层的学术传承而产生诸子百家, 却未能进而走向诸子的家学传承而产生相对独立的文学世家。于是, 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被延至两汉时代。
　　从两汉的正式形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逐步兴盛, 文学世家在前期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 并由文学史与家族史的交互作用, 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 、“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
　　西汉立国之后, 随着从“武功” 向“文治” 的重心转移, 尤其是政治文化制度的重大变革———经学博士制度的建立, 终于为诸多官宦与豪强家族逐步转型为经学世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同时也为从经学世家到文学世家的演变以及“经学—文学世家” 的产生提供了持续性的文化动力。
　　博士设官, 始于战国时期, 本无人才培养职能。西汉继承这一制度后, 逐步加以改造。由经学、儒术与太学的合而为一, 赋予博士作为通向仕途之台阶与教授太学之学官的双重职能这是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不同于先秦博士制度的核心所在。由此延续至东汉, 更是盛况空前。明帝永平年间, 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经, 诸儒执经问难, 听者万人, 范晔《后汉书· 儒林传序》
　　赞曰:“济济乎, 洋洋乎, 盛于永平矣!” ① 汉代经学如此之盛, 其意义在于:一是营造了一种崇尚经学的社会风气。“经” 而优则仕, “ 经” 而优则禄, 家家共羡之, 人人共趋之, 无疑有助于经学的传承、发展与普及, 尤其在经历秦火浩劫之后, 意义重大。二是汇聚了大批经学大师既为经学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师资, 也有助于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三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学人才培养传统与机制, 为经学人才群体代际的延续与经学世家的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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