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名剧相比，《桥》不仅作为残篇出现在《曹禺全集》当中，而且其艺术价值也逊色许多，因而很少被学者专门研究。但考察这部剧的创作始末，就会发现《桥》的写作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和“文革”后两个时间段。对这两个时期的写作进行研究，或许可以从中窥出曹禺陷入创作低谷后的焦虑，以及伴随着时代转换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转变。
　　关键词：《桥》 创作危机 思想转变 焦虑
　　曹禺并非多产作家，除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这几部公认的杰作外，对于曹禺来说，《蜕变》在他的作品中所占的分量极小。至于建国后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他更是不愿多谈的。但仅在1946年发表两幕三场的残篇《桥》却一直是曹禺的遗憾，在其晚年的日记和通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桥》。“新时期”初，曹禺推掉各种公事，躲到上海，希望把它续写完。《桥》一直是曹禺的心结，但直到其逝世也终未如愿。
　　一、新中国成立前：两次题材转变与创作低谷
　　新世纪初，田本相采访了曹禺的遗孀李玉茹，在访谈中讨论了曹禺续写《桥》的事情。李玉茹说，他花了不少时间去搜集资料，找了许多老人采访、座谈，他很想写出来，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四十年代的事情，八十年代请人谈，四十年代的剧本，八十年代再续，接不上啊！实在太难了！”曹禺四十年代写《桥》的时候，李玉茹对曹禺还不甚了解，到1979年两人才在一起生活。可见，曹禺晚年也是花了气力在《桥》上的，不然，李玉茹也不会这么了解他续写的事情。[1]334
　　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且不论建国后曹禺创作上的贫乏，他在抗战后期就已经陷入了创作上的危机。抗战初期，抗日救亡剧运动兴起，进入四十年代，戏剧界掀起了写历史剧的浪潮。1941年，郭沫若根据旧作《聂嫈》改编成《棠棣之花》，在重庆成功上演。1942年，他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4部历史剧。1943年，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剧《南冠草》。另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历史剧问世，如陈白尘的《大渡河》，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洪宣娇》，于伶的《大明英雄列传》，吴组光的《正气歌》。[2]而当时，曹禺已经写完《北京人》和《家》，“在创作题材上遇到了问题。再像《雷雨》《北京人》这样的路子，这样的一些题材写下去”，“自己觉得都不行了，写不出新意来了。确实有一种创作上的困顿”。[1]151
　　可以说，曹禺旺盛的艺术生命从“大家庭”始，也终于此。表面上看，此时的曹禺进入了题材瓶颈期，实际上，他面临的是“库存”枯竭的问题，他所熟悉的“矿藏”似乎已经挖掘得所剩无多，再也不能支撑他的艺术创造了。曹禺本人也表示想突破该类题材的局限，尝试其他类型的写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禺转变了创作路数，跟随历史剧的潮流，开始尝试写历史剧。曹禺转向历史剧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创作问题，即前文提到的题材困境；二是爱国热情激发出的题材需求（当时看来，历史剧比较适合表达爱国思想和抗敌热情）；三是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上巨大的“喷发”能量，对陷入题材瓶颈的曹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效仿对象，诱惑很大。正如他所说：“抗战时期，大敌当前，因此发扬民族的正义，爱国的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也可以说受到郭老的影响，那时写历史剧是一股强劲的戏剧思潮”。[1]77-78
　　他于1940年到1944年先后尝试了写《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前者打算写岳飞，后者计划写李白和杜甫的友谊。两部剧都花了很大的工夫，但《三人行》“只写了一幕就再也啃不动了”，[3]为了写《李白和杜甫》，他还去西北旅行，搜集材料，但最后也是搁置了。在这四年时间里，一部历史剧都没有出来，与之前两年不到就有一部杰作问世相比，曹禺陷入了创作上的低谷。历史题材尝试失败了，曹禺转而写工业题材，也就有了《桥》。若《桥》能写成、写好，曹禺也就能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一定程度上，它关乎曹禺的写作命运，因而十分重要。
　　1944年2月15日，《戏剧时代》第一卷第三期“剧坛动态”预告：“曹禺本年度新作《桥》，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为题材，即可脱稿。这是他西北之行的收获之一。”[4]关于《桥》的写作过程，曹禺有回忆过。那时，经过钱昌照的介绍，他去重庆附近一家私人钢厂调查，在厂里大约待了两个礼拜。这也是曹禺第一次到工厂调查写剧本。1946年4月，开始在当时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但只刊登了两幕，从第一卷第三期一直连载到第五期，曹禺就受到邀请，去美国讲学了。后来时任《文艺复兴》主编之一的郑振铎，多次去信索稿都没有得到回复。这样，《桥》只写了两幕就中断了。表面上看来，《桥》是被迫中断的，因为1946年3月4日，曹禺便和老舍一起出发去美国了。但是，既然后来编辑索稿，曹禺为何没有回复接下来的稿子？如果不想继续写下去，又为什么不回信表明不再写下去的原因呢？
　　1947年，曹禺自美回国，经济状况不佳，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当导演。不久就赶上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安排，由香港辗转到了北京，正式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桥》的写作便一度搁浅了三十余年。
　　二、悲剧观念与悲剧人物：一种文化立场的转变
　　关于曹禺在抗战时期的思想转变，不少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翔实的阐述。《北京人》《蜕变》等作品都被作为其思想转变的印证，但很少有人结合《桥》的文本进行剖析。实际上，《桥》不仅印证了曹禺在创作思想上的变化，而且还记录了曹禺在这一时期写作方面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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