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大”是南昌的又一个启蒙者，他对南昌的启蒙是审美性的，他的表述往往融哲理意味、细腻感受、精彩譬喻于一体，其间又流荡着颓废阴郁的气息，这些与他身体的疾病、离奇的身世、客厅里氤氲暧昧的氛围相混合，成为一个不受“文革”政治话语控制的“黑暗角落”，一个唯美的诗的世界。在南昌看来“小老大”的种种见解都是他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人是菌类，从动物的尸体中攫取养分”;“龟背阔大叶子上的漏孔，穿过风雨，消解了冲击力，保护了自己”。“小老大”仿佛一个现代诗人，开启了南昌的心灵，引导他感受生命、死亡、痛苦、坚韧这些真切的生存体验。在“小老大”精致温暖的客厅中，南昌听到了外婆讲述的旧上海的奇闻异事，还结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童星、芭蕾舞演员、外交官的女儿等等，他的世界得到空前的扩展，生活丰富繁华起来。“小老大”的话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旨在追求感性的解放和内心的澄明，他诱导南昌感知那些自己无法解释的情绪和情感。
珠珠和嘉宝则是南昌的爱情与性的启蒙者。珠珠可以说是南昌的爱情启蒙者。她聪慧颖悟，心思灵巧，使南昌体会到和异性相处的快乐和安慰。嘉宝与珠珠不同，她对南昌来说是性启蒙者，如果说珠珠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人的话，那么嘉宝则激起了南昌的身体欲望，“珠珠是精灵，而嘉宝，那么实打实的……他曾经也很想念珠珠，但和想念嘉宝不一样。想念珠珠是甜蜜的，想念嘉宝却很受折磨。他坐卧不宁，情绪波动”。女性话语的启蒙，激活了肉体敏感的神经，带来震颤心灵的体验，痛苦、疼痛、悸动、思念，南昌初次品尝了人类微妙细腻的情感。小说中对少年男女之间的感情交往和性生活描写有一种青涩朦胧之感，充溢着不能言说、不能定义的体验，有着少年的纯真浅浮，也有时代造成的荒诞，因其模糊不明的性质更显示出这种话语的女性特征。
嘉宝祖父顾老先生也是一个启蒙者。他和南昌、小兔子等人讨论资本主义发家史，为南昌他们开启了另一片历史时空，展现了一个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完全不同的历史侧面。在顾老先生的叙事中，他个人的发家史被建构为一个以传统中国为背景、个人吃苦耐劳、兴家望族的古老传说。他同时用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自己的人生际遇，“鸭吃六谷，人分九种，为什么我，做了资本家，而你们，是革命小将，今天来造我的反……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赋，有不同的命运。”这背后渗透的是乡俗社会的民间伦理道德取向：为人要纯善勤劳，各安其命，各司其职。谈到对民主政治的认识，顾老先生与南昌他们更是南辕北辙，他争辩说：“共和制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皇帝换总统罢了……乱世里倒霉的又总归是老百姓，两党火并的时候，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他主张一国必有主，认为“民主政治的结果是丧权辱国，八国联军怎么打进来的？甲午年日本人怎么打进来的？都是晓得民主要抬头了”。南昌他们觉得“他们从书本上，用普通话读来的历史，和老宁波口中讲的好像是两种历史”。普通话的教科书的历史是正体历史，在“文革”时期是被极“左”意识形态捆绑的历史，而顾老先生讲述的历史则是民间立场的，通过民间话语建构起来的，带有前现代特征的俚俗的历史，是百姓庶民以传统观念和直接生活经验观看到的历史变迁。民间的历史叙事与“文革”时期简单抽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截然不同的，它生动质朴，但只能停留于历史的表象，不能形成价值判断和深层认识。
南昌通过“小老大”结识了高医生。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知识分子，她教给南昌两个词：光和真理。虽然“光”和“真理”这两个简单概念的背后所隐藏的深奥、博大的意义是南昌不能把握的，但这两个名词毕竟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南昌的朋友阿明，在被关押期间，遇到了“王校长”，他教会了阿明数学和逻辑。阿明以审美的方式感受数学之美，最后顿悟到“数学就是一个乌托邦！”在此，小说尝试调和科学与审美，以绘画解读代数、几何，将现实中的具象和精神世界中的抽象原理结合，以生动灵活的形象弥补理论的晦涩艰深，以理论的清晰明澈规整形象的杂乱无序。王校长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可证实的世界，一个是‘信’的世界。”而这两者的对话，才创造了真实的现实、人性的世界。高医生和王校长给予南昌他们的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启蒙，虽然南昌、阿明、陈卓然对这种科学话语懵懵懂懂，但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与身体的话语相比，进入精神的话语领域使启蒙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启蒙时代》以讲述南昌、陈卓然、小兔子、七月等少年干部子弟在“文革”时期的精神成长为叙事主线，但客观上制造了多种话语间的相互交织渗透的景观：南昌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顾老先生的民间话语，嘉宝、舒娅、珠珠的女性话语，“小老大”的浪漫主义的话语，高医生、王校长的科学主义的话语。不同话语形成了关于历史和人生的不同叙事，体现了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小说在此没有偏向于任何一种话语叙事，而是试图在多种话语的平衡和争鸣之中编织出一个整体的历史图景，从而构成一种关于历史的“星座表征”。“星座表征”是本雅明阐释历史的重要概念，在他的论述中，“星座”与他的“理念”是紧密相连的，他认为历史不存在于任何单一的“理念”之中，因为任何单独的认识都受到一定知识范式或意识形态的局限，背后潜隐着不同价值的需求，而历史只存在于各种叙事构成的图示里。因此，小说中关于历史、人生、社会的多重叙事建构了一个存在多种可能、价值多元的历史叙事，构成了对“文革”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单一、线性历史观的解构。极权主义使自身合法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将历史叙事纳入其意识形态的逻辑之中，创造出一个进步的、整体的历史神话，它最惧怕的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叙述以及这些讲述形成的自由论争的图景。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的文末指出，极权主义有可能坍塌崩溃的时刻就是“历史的每一次开端”，“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的确就是每一个人。”？譼？訛因此，能够战胜意识形态的是鲜活的生动的生命，是人们自由创造、自由思想的精神。
三、市民社会的价值失落与启蒙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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