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粮食中转市场。苏州又是举世闻名的丝织中心。仅以明中叶后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市镇——吴江盛泽为例，便有“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之誉，乾隆《盛湖志》记载：“绫罗纱绢，不一其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当时的丝织品交易堪称规模空前。据乾隆《吴江县名》记载：“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攀金而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由于丝、棉织造业的发达，促进了大量染坊的出现。明万历时，染工便有数千人之多；清康熙年代，染坊达三百余户，染匠不下万余④。
可见，苏州优异的地理交通、商品市场的兴旺和市镇的繁荣，已成为当时人们淘金的热土。“枫江之舶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四方辐辏，百货毕集”。粮食、百货的输入与丝绸、棉布、粮食的输出，构成了明清之际苏州大宗贸易格局的总体框架，这里云集着远近各地的丝绸产品，成为丝织品的最大集散中心，“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并最终在全国确立了四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足见苏州被纳入国内最繁华的中心城市之中。
2.苏州会馆与公所的兴衰情况概述。
苏州会馆的数量、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①自明代后期以来，苏州兴起了众多的会馆。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统计，仅苏州附郭的吴、长、元三县境内，明清时期的会馆就有40个。吕作燮先生的《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一文中，收录有苏州的会馆49所。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有12个被遗漏的会馆，它们是：关东会馆、人参会馆、药王会馆、浙嘉会馆、震泽会馆、中州会馆、上海会馆、鸭蛋会馆、白石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和武林会馆，从而使已知的苏州会馆总数达到61个，称公所者尚不在其列。此外，苏州地区其他城镇的会馆数量也很可观，仅吴江县盛泽一镇，先后建立的会馆就有7个之多。
吕作燮先生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官绅士子会馆，诸如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工商会馆，诸如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移民会馆，诸如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日渐发展成为同乡性质的会馆了。
“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郡会，而吴阊为盛”，又“圣朝景远日隆，都会名区，五方士商辐辏，于是有会馆之设”⑤。故所谓会馆，一般是寓居异乡城镇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立的馆舍。
其中的工商会馆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兴盛，这类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于是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工商会馆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东部沿海、沿河地区最多。
如前所述，苏州地区经济在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发展高潮。其一是由明嘉靖元年（1522年）到明万历十三年（1595年）；其二是由清康熙六年（1667年），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前七十余年间，苏州商业、手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市镇经济勃兴；而后一百二十年间，是历史上苏州经济最兴盛时期，也是苏州在全国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的时期。
苏州会馆最早出现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而大多则集中创办于清朝康、乾时期，也就是苏州经济第二个发展高潮之际，从统计数字上看：明代三所，康熙时十二所，乾隆时十四所，嘉庆时四所，雍正时一所，另年代不详者九所，共计四十三所，鸦片战争后七所。总体演变进程为，明末清初为产生期，康乾时代为成熟期，鸦片战争后转为衰亡期。
会馆设置后，在增强异乡人凝聚力、向心力方面，发挥处独特的作用，为他们联络乡情、会议事务、提供善举创造了条件。如浙宁会馆是在苏州的宁波商人“虑旅寓散多，无由联合众情，其议捐资”而设立的，其目标就是“使一乡之人有事商榷，得所会归”，江西会馆“亦时借以叙桑梓之谊”⑥。
会馆既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答神庥、睦乡谊、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又必然随着其变化而变化。鸦片战争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东移和行业性商会的产生，最终取代了会馆，于是会馆亦自行消亡。
会馆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会馆是明清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它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为旨趣，倡行义学、义诊、恤贫、助丧等慈善活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同乡提供寄居活动，接待原籍客商、学子，调解经济及家庭纠纷，办理同乡的丧葬事宜，等等。同时，会馆还积极筹措善款，为当地修路并发展地方教育等。后来，大量会馆直接变为学校，这无疑是其公益善举的延续。
同样，自明清以来，苏州地区一直以工商兴盛、士人荟萃闻名于世。由于商与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流动性的两个因素，苏州地区也就具备了较早出现公所组织的可能性。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公所和会馆组织的发达正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标榜的宗旨看，公所与会馆同属于旧式行会组织，二者均集中强调两点：一是联结同乡之谊的地缘关系，增强团体自保自卫力量，抚恤同乡或同业中的鳏寡孤独、老死废疾者；二是申明行规的业缘关系，抵制或限制行业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苏州漆作业成立集德公所是“为谋发扬互助精诚，并推行慈善事业起见”。在木器业梳妆公所的章程中同时有限制竞争和资助无靠的条文：“议年迈孤苦伙友，残疾无依，不能做工，由公所每日酌给膳金若干，议如有伙友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灰炭等件。”三是从人员的构成上看，会馆与公所这类行会组织的成员比较单一。苏州在1900年以前约有90多个公所或会馆，每一个会馆或公所都是一个同质的联合体，如永和公所的成员都是木柴业的从事者，钱江会馆的成员则全是旅居苏州的杭州籍绸缎业商人。
不论是公所还是会馆，其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总是具有宗法社会家族关系的特征，这就导致会馆与公所这样的组织结构十分松散，不仅所订章程粗疏简单，往往只有关于价格、市场、佣工、生产规模等方面限制性条款和救助丧葬等方面的慈善性条款，而且缺乏健全的组织机构，常常是董事或司年、司月等少数人主持并垄断会内事务。
当然，苏州市民公社是苏州商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发起建立的，是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取权力的一种市民自治组织。苏州市民公社均以辖区地名命名，如观前市民公社、道养市民公社、胥盘市民公社（社所就在盘门新桥巷老浙绍会馆），等等，共有二十七个之多，最早建于清宣统元年五月，即公元1909年6月，直至1928年3月被撤销。在近二十年的活动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迹。同时正是由于市民公社中的商业资产阶级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才使苏州逐步与近现代历史步伐合拍。
1906年，沪宁铁路无锡至上海段通车，推动了苏州城市交通的大变革。清末民初苏州城掀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拓宽街道的城建工程，这些工程当时在苏州就是由市民公社发起筹集资金、组织人力进行建设的，可以说是苏州市民公社争得了自筹资金建设地方公益事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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