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学界对新批评的研究集中在作品阐释、概念剖析、影响研究和历史总结四个方面，存在作品套理论、批评肤浅化等弊病。新批评仍有巨大开掘空间。

　　关键词：新批评；赵毅衡；内部研究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新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在其发源地英美早已寿终正寝、被结构主义所取替，在中国却“恰逢其时”，大放异彩。它不但构成了80年代文学论争的理论外援（比如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充当着文学批评的武器（比如王富仁发表于《名作欣赏》的数十篇《旧诗新解》）以及参与着中国当代文论秩序的重建，而且还介入到大学文学教育，改变了文学教学的方式方法，塑造着知识青年的文学认知和想象。因此，尽管学界对“后学”成风、应接不暇的理论浪潮早已麻木，对理论先行、过度阐释的批评亦屡见不鲜，甚至喊出了“理论之死”“理论终结”的口号，但对“新批评”的理论关注与兴趣却依然不减。有数据为证：在中国知网，以“新批评”为主题进行搜索可得到1130项文献、2001年至2013年以“新批评”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多达135篇，这还不包括专著、会议论文纪念文集等。由此可见它备受研究者亲睐的热度。

　　这种轻睐很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新批评一反日丹诺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内容决定形式”说，来个360度大转弯，以作品为本，以形式为纲，这就给逼仄拥挤、长期聚焦“外部研究”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拓出崭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及无限广阔的言说天地，而且相较于其他批评理论，新批评比较易于理解和上手，其批评方法细读法也便于操作和发挥，更有布鲁克斯《精致的瓮》等经典细读文本作为“范文”和参照；另一方面，新批评与中国学界的缘分“剪不断，理还乱”。其理论奠基人物瑞恰慈和燕卜逊30年代即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朱自清、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曹葆华、袁可嘉、朱希祖、吴世昌等新文学前辈对新批评皆情有独钟。早在1929年，卞之琳就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名著名译，相得益彰；钱钟书也在其学术巨著《谈艺录》和《管锥编》中，将中国古代诗学与新批评进行对比阐发，妙解纷披，别有洞天。

　　二

　　目前学界对新批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一是作品文本的阐释，论题多以“新批评视域下的《……》”为主。虽然不乏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这样探幽索微的力作，但还是掩盖不了整体上论证的粗疏与苍白。理论介绍+术语解释+作品分析乃该类文章的基本论述框架和思路，以作品就理论，而不是让理论就作品，这是学界通病，与新批评的本体论批评定位、以文本为中心的旨趣背道而驰。二是概念剖析。论者对反讽、悖论、张力、象征、隐喻、含混、复义等构成新批评理论大厦的顶梁柱进行或横向对比、或纵向掘底的研究，在这方面，刘勰《文心雕龙》和严羽《沧浪诗话》中的某些概念如“隐秀”和“熟参”，经常充当参照系。支宇在这一方向上用力甚勤，且创获颇丰（如《复义——新批评的核心术语》，《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等）。三是“影响”研究。主要探讨新批评对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作家创作以及文学教育的影响，带有“比较文学”的味道，因此也就停留在单向研究的层次，缺乏立体交叉的总体研究。四是历史总结。以不同时间段为标准，总结一个历程间新批评在中国本土的理论旅行和现实遭际，包括对新批评“研究史”的研究。“解铃还须系铃人”，一如当初译介的热心和着力，赵毅衡投入“整理国故”的热情丝毫没有消退，撰写了若干细密梳理的长文（如《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研究与回顾》，《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新中国六十年新批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等），对新批评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是非功过有切中肯綮的点评。

　　综观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其“初级阶段”主要得益于两部书的汗马功劳：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和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后来兰色姆的《新批评》、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沃伦的《理解诗歌》与《理解小说》等部头的相继译介，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学者的资料库，也加深、完善和更新了学界对新批评的理解和运用。

　　三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对新批评雄霸批评天下的文论格局，论敌常以“师范事业”来讥刺新批评的理论特质，因为其细读法已经渗透美国大学文学教学，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学分析工具。教师们脑中悬着新批评这把标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据可循、有法可依。这个攻击在正中要害的同时，也从反面预测了它的理论前景和活力。其实这种讽刺既不公正，也不合理——理论传播与接受之理。

　　文学能否反映“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揭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孰主孰从、孰轻孰重？文学批评是一门客观科学还是主观的鉴赏艺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边界如何厘定？……这一系列的问题，永远都是人言言殊，永远只能“悬而未决”。而且所有问题都有它的语境和所指，不同的发问者，相异的提问时，都有迥然的指向和诉求。文学是“人学”与“文学是具有审美蕴藉的语言艺术”的区隔，不单是因为文学思想、态度上的分歧，更受制于立论者的职业、地位、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学科背景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因素。换句话说，批评理论的兴衰起伏、代际嬗递，虽不排除时代潮流的激荡，但更普遍更基本的还是文坛和学院各种力量博弈、合谋的结果。而学院的文学教育，既刺激着各种理论和话语的生产，也培养了博弈、合谋的新生力量，从而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自我复制的话语链。因此，当代批判理论的繁荣，无论欧美、国内，都直接受益于高等教育的普及，新批评并非“独擅其美”。把握住当代理论与大学文学教育的这一关联，我们对新批评在教学上的“得天独厚”和“所向披靡”就不会再那么“嫉恨”了。

　　当代理论激进化为“后”理论，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 研究采用的理论往往由被批评的文本类型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通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述路径，知道其结论，甚至知道此论文将引用何人的哪一本著作，论文读起来实在像新八股。文学批评落到这步田地，是批评理论最深刻的危机。相比之下，新批评最有可能免受追究，因为它的文本中心论实际上排除了沿袭结论的可能。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虽然过于决绝和彻底，一条道走到黑，把新批评逼上唯作品文本是举的“梁山”。但如果社会和文化解释一切，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然由东方女作家身份出任表意对象，无须分析作品就可以妄下结论，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肤浅化至千篇一律，千人一调。同时，我们也须提防一种危险：新批评的碎片化，即在批评实践中，张口反讽，闭口张力，言必称复义与含混，为了形式而形式。

　　新批评虽然已非批评界注目的宠儿，但它就像一个幽灵，始终潜隐在当下的文学批评场域，挥发着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它仍是一座富矿，只要我们肯着紧用力，还是能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 重访新批评 [M ].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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