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忽然想到他给许广平谈诗的一番话。鲁迅生前，并不以诗人名世，也从不自封为诗人。但他写过一些超唐越宋的旧体诗，写过具有开拓性的散文诗和风格独特的新体诗，却是公认的事实。至于他的诗论与诗评，更为精辟。我曾于1981年辑录了十多万字，命名《鲁迅诗话》，受到叶圣陶先生的鼓励，为之题写封面，公开出版发行，藉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叶老说：鲁迅的诗论，诗评，较之古人诗话，有更多的实践性，即我们常讲的现实意义。我也向他说：鲁迅有些诗评，见解独到，是可谓后来居上的。他点头同意。

　　我和他谈到的具体内容，是鲁迅坦诚而又直率地批评广平的新诗。那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许广平当时是北京女师大的高年级学生，看到惨案的消息，立即写了一首反帝反封建的激昂慷慨的新诗，寄给《莽原》周刊的主编鲁迅。那时，她与鲁迅的关系，正从师生走向初恋。鲁迅看到诗稿，推敲良久，直到6月28日才回信。鲁迅向她指出：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诗歌……不甚合于做这样的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只是意见如此。（见《两地书·三二》）

　　可惜的是这首诗没有保留下来，许广平也没有继续写下去；要不然，中国是可能多一个著名的女诗人的。其实，鲁迅对其诗的批评，即客观，又直率。诚如所言：“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当时，叶圣陶先生就写过一篇题为《五月三十日急雨中》的散文，正与鲁迅的意见不谋而合。至于所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更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审美原则。鲁迅大概是怕许广平误会他的词意，同年7月9日又给她写信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见《两地书·三四》）

　　如果对照着看，前信是不用其诗稿，后信是申说其理由，真不愧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推而广之，又何只是有利于许广平个人，而是鲁迅把对当时的新诗的感受摆在20年代新诗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宏观的考察，指点那时的新诗背离了真、善、美的本质，而以虚伪的叫嚣为时尚。

　　鲁迅给许广平的谈话，最早提出的“诗美”的概念。所谓“诗美”是以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受为标志的。凡是虚伪的口号，肃杀的锋芒，都只能扼杀活生生的“诗美”。任何热烈的“情感”都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冷处理，区别真伪，把从生活中来的多种意象，加以综合、筛选，使之转化为鲜明的形象，才能引起读者共鸣的“美感”。“诗美”并不神秘，只不过是诗人要向读者表白对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深刻感受。举凡语言上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等，都是为表现这样的“诗美”服务的。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诗歌只有当它表现出人的感情世界，才算尽到了表现诗美的职责。一切的修辞手法（如比喻……之类）和写作技巧，等等，都只是工具美，或手段美。如果缺乏诗人对生活的内心感受，只把工具美或手段美，当成“诗美”，那就是舍本逐末了。闻一多先生倡导诗的格律的“三美”论，都是融化在诗的字里行间的整体内的。我们阐明“诗美”的实质，是为了不误解鲁迅的诗评，他既不反对诗歌表现强烈的感情，更不反对对敌人加以猛烈的攻击。他只是担心诗人凭一时的热情写诗，可能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把诗写得过分散漫，出现散文化的倾向；二是把非诗的标语口号当成诗，出现概念化的倾向。鲁迅对许广平的诗所作的坦诚直率的指点，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极为可贵，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198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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