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2)

人气指数:点发布时间:2013-12-30 11:38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苏志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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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与靠国家权力维持的法律不同，维持“礼治”的力量来自传统，来自人的自我约束，“礼并不是靠一种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作为打通理智、情感、意志从而既超越于三者之上又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范畴——礼治的约束力甚至强于单纯道德的约束，“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8〕。

　　在道德教化过程中，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承认、相互信任的“道德契约”，并凝聚在关于国家/士绅/民众三者共享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之中，体现在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之内。葛兆光指出，正是在由国家代表的政治权力和由士绅群体代表的文化权力的合力作用之下，“一些儒家原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被确定下来，按照这种原则建立有序生活的制度也被认同，并逐步推广到各个地区。像家庭、宗族秩序的基础‘孝’，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有了制度，如过去不疗救和供养生病的父母，祖父母父母在时即异财分居，都成为违背道德的罪过被禁止。而国家秩序的观念基础‘忠’，也在皇权合法性与合理性得到普遍认同之后，成了笼罩性的伦理”，而“忠”、“孝”这样的传统核心价值，一旦成为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规范，就成为一个“忠”与“孝”互相渗透的社会规范整体原则，从而为“家国一体”的古典爱国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旦国家有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自然就在认同“忠”、“孝”的民间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号召力〔7〕；而在平时，“一些被文明生活拒绝的生活习惯与嗜好被确定为错误，比如说过度饮酒、贪恋美色、聚敛财物，以及个性强烈的表现，即酒色财气，被越来越当作可耻的习惯”，因此，道德教化的结果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构建出一种靠礼治及相应习俗维持的“礼法社会”，这种社会“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国家权力所笼罩的空间中，一种伦理道德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一种普遍被认同的思想世界开始形成，并终于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7〕。这就是说，在“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上，由士绅群体开展、国家予以配合的基层社会制度创新实践又推动其逐步形成了“民族命运共同体”。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士绅/民众在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三合一”的“伦理道德共同体”，这种以“忠孝互渗”、“家国一体”为轴心运转的“共同体”一旦形成，无论是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的“顶层认同”，还是在协调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规范的“底层认同”中，都显示出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历史理性、民族理想、社会价值在“道德契约”的逻辑之中达到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四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历史过程中，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种传统的通过基层制度创新进行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的认同逻辑，将迎来实质内容的历史转型，以及自身形式的现代延续。

　　首先是“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实质内容上的历史转型问题。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礼治的可能必需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方式的方法在过去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以这旧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8〕

　　我们就处在由传统的“礼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的“道德契约”的认同逻辑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的产物，在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陌生人社会”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之内，礼治与法治二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单一的“道德契约”的传统认同逻辑将得到另外两条现代性逻辑的补充：一条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契约”的认同逻辑——“人民当家作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另一条是基于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现代“法治契约”的认同逻辑——通过法治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基于传统文化的“道德契约”、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契约”、基于现代社会人际间交往理性的“法治契约”，正在经历着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历史性过程，逐步扬弃“道德契约”在认同逻辑上的道德单一性，突破其狭隘的为延续王朝统治的工具性价值取向、不无强制性的单方面盲从式的传统共识凝聚方法，以利于在思想观念多样化环境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通过协商、对话途径凝聚成妥协式的社会共识，充分体现集道德契约、历史契约和法治契约于一体的新型认同逻辑将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目的本身的特征。

　　这一过程突出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通过制度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共同信念”的打造，“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中，同时也体现于报告所强调的实现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和全面提高公民素质这样两个历史性任务之中。在论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时，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在这里，制度建设和创新超越了实现于传统大一统国家之中的有限正义，可以保障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享有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从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

　　在论及“三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则时，十八大报告指出：“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三个统一”的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原则，超越了在“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实现的君主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的狭隘的政治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党领导人民通过有序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保证人民依法行使在政治领域内固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权利，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平等。

　　在论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加强公私道德、责任义务、法治诚信等公民素质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将传统单一的强调服从的道德教化，提升为全面的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也即传统单一的“道德契约”的认同逻辑将在与“历史契约”和“法治契约”的融合过程中，把后二者的合理成分融于自身，转化为一种新型的以人的素质和能力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型“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以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理想庄严承诺的执政党为一方，以全面提高自身道德素质、法治素质，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的人民群众为另一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建立执政党/人民群众相互承认和认同的新型互信机制。

　　其次是“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形式得以现代延续的问题。传统核心价值认同模式遵循“道德契约”认同逻辑，集民间道德教化和文化教育、民众生产和生活互助、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实施等多项功能于一身，形成了一个以“忠孝互渗、家国一体”核心价值为轴心的、塑造新社会生活秩序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当中，作为倡导者和组织者的士绅群体、作为参与者的民众和作为最高领导者的国家都被整合为利益相关者，从而保证了这个共享核心价值的“礼治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在辛亥革命前近千年的历史中，有效地支撑着王权统治的合法性。

　　而在当今社会，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形式如何转型与延续？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时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业主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成都）、民主恳谈会（浙江温岭）等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成功实践经验，无论是在理论层次还是实践层次，都扬弃了传统“道德契约”认同模式的弊端，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新型“道德契约”认同模式。这是一个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价值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识凝聚的、以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得到制度化的多渠道保障为时代特征的新型核心价值观认同模式。而面对传统“乡治”模式的当代转型，如何在发掘、梳理和提炼相关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将我国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打造成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中心，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协作互助方式的探索、美丽家园的建设等功能于一体的塑造新型社会生活秩序的综合体，并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起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所应当起到的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切实功效，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1〕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M〕.北京：三联书店，1998：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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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4：8，219.

　　〔4〕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下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2：37.

　　〔5〕何怀宏.正义在中国〔J〕.公共行政评论，2011，（1）：6-7.

　　〔6〕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07-812.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82-384，382-385，384，385.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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