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问题，我如今需要指出并改正的地方，就是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曾经主观认为李士桢是于1633年，被孔有德、耿仲明“挟持”去了辽东等，这是我感情用事的一大败笔。我后来与现今的姜氏族人接触交流，据他们说，李士桢是于1642年清兵攻打昌邑城时被俘投降的，并之后改姓李，昌邑县志上都有提及与记载。虽说按照“正统”观念，此乃李士桢的“瑕疵”及“不齿”，但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否认与篡改的。我“对比”小说中，作者借助男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出不主张“武死战，文死谏。”的观点，禁不住“哑然失声”矣。对于“姜氏族谱”，出于研究目的不能不提及，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并未仔细审看原版族谱，而李士桢墓志铭原文我也未见。据我在网上搜索查阅得知，族谱中有与墓志铭中“冲突”的地方不在少数。我自己也有许多很奇怪及迷惑的地方，比如“鼎”、“鼐”两字，异于同辈族兄族弟名字中的“斜土”旁用字，很“另类”，想必其中是定有缘故的。网上说，清代《昌邑姜氏族谱》一共六次刻印，分别为：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六十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九年、宣统元年。当年我去山东昌邑，族谱并未看全，根据“听说”记下第一次与第六次分别刻印族谱的时间，即康熙三十七年与光绪三十四年，我在之前的论文中，使用的也是这个时间点而并未仔细核对族谱，如今看来是疏忽大意及不严谨所致。我后悔当时自己被高兴及激动冲昏了头脑，以致造成莫大的遗憾，希望大家谅解。“曹学”是慢慢成形的，“存在即合理”，全盘否定也不符合科学的精神，而需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我尊重他人的研究与劳动，更没有“一棍子都打死”的意识及动机。我自己也吃了不少所看资料讹误的苦头，比如我当年“兴致勃勃”地前往北京通州，意欲寻找李士桢的坟冢，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说”地址在“北京通州黄瓜园”，去了才知道当地只有“红瓜园”并无“黄瓜园”。我后来在族谱上看到，写的却是“王瓜园”。
 
　　因为我早年对于清宫的选秀制度一无所知，所以，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便是“主观”地认为康熙皇帝的嫔妃王氏，是康熙南巡时，被时任苏州织造李煦“敬献”给康熙皇帝从而进入皇宫的。如今，我也为自己的这个“想当然”而深感羞愧，更时常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及无知而自责。在研究《红楼梦》一段时间之后，我之所以提出看懂《红楼梦》必须至少过三道关，亦即语言、历史与自身阅历等，乃是深有切身体会的。
 
　　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交代”的，“有可能”是李鼐晚年的情形，“有可能”又改名叫做“于景廉”。关于《废艺斋集稿》，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关注研究调查求证，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理清弄懂，迄今为止还不到阶段性给出令人信服结论的时候；就我自身的感觉，就是那些确信《废艺斋集稿》为真的人，甚至于包括已故的吴恩裕老先生本人，也未必就仔细地阅读过敦敏的那篇《瓶湖懋斋记盛》，看清看懂了其本意。
 
　　作者明确了之后，对著书动机，我“总结”为：《红楼梦》乃是作者“有感而发，有才而作”。几经修改，“愈出愈奇”。
 
　　我的作者是李鼐的观点，也为大观园原型应当为圆明园之说，增添了又一有力证明。
 
　　“点透”了“一从二令三人木”乃是一个繁写的“撿”字，对于明了此书的本旨，也就会更深一层。
 
　　二、版本问题
 
　　1.《红楼梦》是作者已经有结局的一部小说
 
　　虽然现今我们只能看到《石头记》的前八十回，但根据现已有的史料，是可以确信《石头记》乃是有“大结局”的小说。“脂批”中说到“五六稿迷失”，“稿”字的用法应当与现代汉语无异。王梦阮、沈瓶庵于《红楼梦索隐》中，提及“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的说法，据我所知，目前暂时为“孤证”，但“恰好”印证回答了“脂批”中感叹“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的隐情。八十回后，有抄家的情节描写“很犯忌讳”，“迷失”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既遗憾于《红楼梦》无尾，又为侥幸至少看到其书三分之二而感到“艳福”不浅。
 
　　2.关于现已发现的几部手抄本《石头记》
 
　　因为我几次进京，都由于相关“规定”而没法得见己卯本、庚辰本的“真身”，我既表示理解，又是对于版本问题三缄其口的原因之一，毕竟未得见“真迹”，“道听途说”的研究版本，其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虽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也有很大不同，但底本“应该”都是小说的第四稿。如果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为真，对照时间，则敦敏、敦诚兄弟俩也“应该”是从“这”第四稿开始看的。我仔细琢磨吴恩裕先生所著书中的《瓶湖懋斋记盛》前半篇，认为作伪的可能性很小且难度很大。《废艺斋集稿》中的那十几种技艺，别说其中一门靠自学成才都很难，统统一起精通的难度更大。何况“手艺活”，过去社会里那可都是作为“传家宝”，是养家糊口的营生，绝对都是轻易不外传的，难道说作假去骗自己的后代与徒儿吗？
 
　　甲戌本很“诡异”。我刚开始接触甲戌本时，除了感觉稍稍有点奇怪之外，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地相信胡适之先生所说的一切描述；可问题“恰恰”就在于这十六回很“蹊跷”，不是连续的十六回。胡适之先生含糊其辞，只字不提甲戌本的详细来历，只说“重金购得”，而何时何地从谁手中购得，“异样”于他“跋”庚辰本的情形。从他对甲戌本的重视程度，谁都知道这个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及价值。我曾经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查阅胡适书信原稿，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胡适之先生的“隐情”。关于甲戌本，上海博物馆N年前曾经由胡适之大儿媳之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花重金（我听说是五万美元吧）购回了胡适之先生当年离开北平时所带走的那一部手抄十六回甲戌本《石头记》。我从有关报道中知晓了这件事后，就自费亲自跑到上海博物馆想了解详情，未曾想在上海博物馆门口被门卫挡住了，让我通过电话与馆方相关部门及人员联系沟通。在电话中，我说明了来意，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馆方矢口否认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甲戌本，并言谁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就去问谁，“他们”从未听说过。我问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回说管他是谁呢，总之是不会告诉我的。几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号称代表上海博物馆的人，其态度之恶劣，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那么深刻。之后，我借助拜访沪上“红学家”的机会，提到我在上海博物馆的遭遇，他们都说知道上海博物馆收藏甲戌本之事，同时，也打着圆场让我不要介意。我无语，也放弃了再次前往上海博物馆“对质”的念头。更为“诡异”的事还在于，我回到武汉之后，“碰巧”在网上看到，沪上有私人声称其家中收藏有甲戌本，其人曾多次与上海博物馆交涉争辩，说上海博物馆买到的那本甲戌本是赝品。我想这也许就是上海博物馆对我否认且态度不好的“心中隐痛”吧。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著书中多少解开了这个谜团，“说”当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让他的私人秘书手抄了一部甲戌本《石头记》，“据说”是为了送给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标点出版《红楼梦》时，进行参考校对所用。围绕着甲戌本，又“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真真假假，有有无无的一篇“文章”。
 
　　3.关于在俄罗斯的《红楼梦》版本
 
　　列藏本《石头记》前言中，提及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成员季姆科夫斯基在华购买了两部《红楼梦》，其中一部购买价为八两白银，俄国人称作是“描写一个满清豪门家族兴衰的讽刺小说”；第二部仅费了一两五钱银子，俄国人称之为“爱情故事”。2007年年底，我前往国家图书馆意欲查阅己卯本《石头记》，借机向馆方提意见，希望国家图书馆能够出面，查找到这两部明确有俄国人文字记录的《红楼梦》版本，结果如同我第一次将论文投给《红楼梦学刊》的情形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具有官方记录的版本，其学术研究价值远远高过现今国内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由此可见，研究《红楼梦》版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且聚焦于俄罗斯。
 
　　《红楼梦》抄本及刻本，不仅仅流传并留存于俄罗斯，其他的如日本、朝鲜、英国等一些国家，当年出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在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中，也都有“藏身”之地。就《红楼梦》版本学研究来说，在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注意力应该多放在国外。
 
　　4.八十回后
 
　　通行本八十回后，“应该”是有原作者原稿的，只不过我认为有可能是原稿中“应该”原本是八十回之前的部分。《石头记》修改稿至少“五六稿”，许多情节变化很大，特别是我认为从《风月宝鉴》到修改稿，由于加入了“大观园”的“戏份”，情节与结构不可能不大动“手术”，以求“立意”的高、新、巧。版本之“乱象”从开始就埋下了料想不到的“伏笔”。客观上，就程伟元、高鹗两人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贡献而言，程高二人的功绩也应当不亚于曹雪芹。
 
　　三、《红楼梦》研究的展望
 
　　1.现今的研究方向与范畴
 
　　我认为研究《红楼梦》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学术研究，求真求实还原小说撰写的过程、历史、流传，等等；二是在兴趣爱好之下的“茶余饭后”研究，索隐、评点、引申、探佚、联想，等等，也都应该属于《红楼梦》研究的范畴。只要是因《红楼梦》而起，就可算作广义上的“研究”。
 
　　既然确认小说开篇的那一段话是自序，总结《红楼梦》研究这么多年以来，如此之多的探讨成果，则不仅曹雪芹是实有其人，而且情僧、吴玉峰、孔梅溪也都是实指真人。在《红楼梦》的修改过程中，曹雪芹是参与者及主创者之一，理应属于“责任编辑”无疑，因而今人怎么颂扬曹雪芹，我认为都不过分，是经得起历史、时间，以及后来人拷问的；包括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也都是应该肯定与称赞的。
 
　　我认为，围绕作者与版本这两个基本点，研究小说的创作、修改、流传，探讨小说的现实意义与实用价值，从历史、文学、社会学等角度深入，方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由此而言，不仅需要加强对于曹雪芹的研究，而且需要重视对孔梅溪、吴玉峰、情僧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研究，除“红楼”之外，也有“四大家族”，“李氏”、“曹氏”、“孔氏”、“吴氏”，等等，而按照“脂批”的说法，世上又何止只有“四大家族”呢？
 
　　2.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红楼梦》的“横空出世”，离不开社会现实，所以研究清朝历史，甚至于明史，以及中国的整个封建王朝史，也应该是《红楼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根据前人及我本人的初步追究与研判，发现“孔梅溪”是孔子世家中的某位有一定影响及名气的人。
 
　　“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则牵涉到了作者与版本两大方面。曾经“昙花一现”的靖藏本《石头记》，又牵扯出来了夕葵书屋及吴鼐。
 
　　“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其中的《情僧录》，我曾在查阅“八旗子弟书”相关资料时，“惊奇”地发现也曾经被人提及过。我初步研判，畸笏、畸笏叟不仅是同一人，并且是曹頫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也“应该”是这个“情僧”、“空空道人”的“原型”。曹雪芹有个叔叔寄寓寺庙，而出狱之后的曹頫，最有可能的栖息地，也非寺庙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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