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广义上的，且同他的革命主张密不可分。他的教育立国、学问立国和普及义务教育等主张，皆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但是如果从哲学和文化学的层面予以深思，则不难发现，他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悖于现代教育精神。他对中西文化的中庸态度，颇似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说；对“大学之道”的推崇，乃至他的“知难行易”的知行观，亦可看作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现代版本。

　　关键词：孙中山；教育思想；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6-0067-05

　　孙中山没有从事过教育事业，也没有专门涉及教育的论著发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位教育家。大凡颇有建树的政治家，特别是那些意图改天换地的思想型的政治家，几乎都有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教育有形上形下之分，有广义狭义之别。思想家和政治家或许对形而下者的教育，诸如学科布局、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以及各学科之关系等等不感兴趣，但对形而上者的教育，即教育之目的和教育的哲学与文化之根据，无不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可能不曾以教师的身份授业解惑，但却是或试图是全民的精神导师，肩负着弘道与传道的历史使命。孙中山亦不例外。他的救国救民的大经大法，亦可视为一种体系化的教育思想。也正是从这一视域，我们才可真正领会到毛泽东那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1]的著名论断的深意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是一位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人物。其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是。他的“教育为立国之本”[2]、“学问为立国之本”[3]、“教育平等”[4]、“普及义务教育”[5]、“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6]等主张，无不反映出在他的学说体系中，教育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子曰诗云和八股取士，而是有着明显的现代色彩。而其本人自小受西学薰染，对欧美文化和教育模式的高度认可，且作为政治领袖号召青年一代学习和钻研欧美诸国的先进文明，亦无不说明孙中山是一位现代型的教育思想家。然而，如果我们将孙中山有关教育的诸种提法和说法作些深层次的分析，尤其是将其同他的哲学思想作一并考察，则又可发现，在传统与现代和国故与西学之间，孙中山无疑更倾向于传统与国故，与同时代的张之洞诸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他对西学的认同和对西方现代教育的推崇只是表层的，形而下之层面的，而其对教育的形上思考则仍然扎根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之儒学根柢，与他的学说体系所提倡的平等与自由非但相悖，而且效果还会适得其反。于此，我们不妨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中庸之道”与中体西用的文化教育观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学说最合乎中庸之道，“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7]蔡元培之所以将孙中山的学说誉为“中庸之道”主要是就三民主义中的中西文化之资源而言的，认为孙对于中西文化之资源的汲取，无所偏颇，持中对待，将二者一并纳入他的三民主义。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之潮流所得的。”[8]又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9]

　　孙中山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开篇就作过这样的自我介绍：“幼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谊，辄能洞其阃奥。”[10]此段文字绝非孙中山的自誉，而是当时世人公认的看法。比如1896年12月的香港《支那邮报》，有文章称孙中山“受过英国完美之教育，且于欧美二洲游历甚广，其造诣亦至深。”[11]82

　　而且，深受西学熏陶的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欣羡，并非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是决意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上李鸿章书时，孙中山年仅二十八岁，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睿识。在他看来，欲图中国之富强，决不能只奔竞于船坚炮利之一途，而必须从国计民生的根本抓起，即必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11]8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必须“仿效西法”[11]15，或曰仿行“欧洲富强之本。”[11]8可以说，这一基本思想始终贯穿于孙中山一生的理论探索中。

　　然而，孙中山尽管对西方文化大为赞许，且将学习西方文化当作他的学问立国的题中之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具有和中国文化同等的地位，对待这两种文化，亦绝非采取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文化，格外倾心，格外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12]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道统”，并非人们熟知的韩愈所说的“道统”。朝愈的“道统”是就心性之学而言的，故孔子之后有孟子。而在孙中山这里，“道统”主要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所以不见有先秦心性之学的代表人物孟子。在孙中山看来，从尧舜到孔子的“道统”，也就是历代儒生所推崇的“王道”。“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的。“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用这样的区别来看当今世界，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13]

　　在孙中山看来，不管是“道统”还是“王道”，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精神同物质之关系，亦可谓“体用”之关系。不过，在对“体用”之定义方面，孙中山却一反学界常识，认为物质为“体”，精神为“用”[14]12。但是他在随处演讲与文字中，实则又是把精神看作“体”和把物质看作“用”的，且认为精神是第一位的，精神的力量远远大于物质的力量。所以他一再强调，要对军人乃至国民进行“精神教育”[14]12。

　　伍本霞：孙中山教育思想的再认识

　　由于认定西方文化为“霸道”为“物质”，中国文化为“王道”为“精神”，所以孙中山对这两种文化的评判，也就自然是中国为优西方为劣。在他看来，“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15]533又说：“我们道德上的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的。”[15]533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才反复强调，青年一代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研习吾族祖先“固有的知识”。对于那些一味崇拜西方文化的人，孙中山的批评甚是严厉：“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16]虽然他不排拒西方文化，但其所接纳的只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即形而上层面的文明成就。至于精神与道德，乃至民主和科学所赖以生长的哲学与宗教（尽管他本人受洗为基督徒）这样形而上的东西，孙中山是坚决拒绝的。1924年，晚年的孙中山甚至同五年前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的那样，号召中国人用自己固有的道德去救赎全世界：“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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