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梁启超看到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并在新民中推动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文学革命奏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强音。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应发扬光大梁启超所开创的这种中国现代美学最宝贵的传统，重铸中华民族魂，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美育；文艺教育；文学革命；民族魂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梁启超深刻地看到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并在新民中推动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现代美学最宝贵的传统。

　　1902年，在《新民说》这部专著中，梁启超历数不武的中华民族在二千年里所遭受的挫折败北和弥天大辱，沉痛地指出文弱柔懦的中华民族在这个竞争剧烈的世界舞台上难以自立，极力地提倡培养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首先，梁启超严厉地痛斥了"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这种迂腐而偏颇的谬论，认为一个国家"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这就是说，只尚智而不尚武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竞争剧烈的现代世界舞台的。其次，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患了文弱柔懦这种疾病并已深入膏肓。"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再次，梁启超郑重地提出，中华民族如果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就不可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舞台立足。"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20世纪竞争之场"，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立足之地。最后，梁启超提倡从心力、胆力和体力三个方面培养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开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当一个民族在奋力实现现代化时，崇拜和向往那些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是有利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和腾飞的。在提倡培养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基础上，梁启超特别重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认为东西方诸国尚武，其文艺"无不激扬蹈厉，务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为国魂。"而中国轻武，其文艺"无一不颓损人之雄心，销磨人之豪气。"梁启超猛烈地批评了那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文艺作品，认为"中国之轻视之也如彼，故举国皆不屑措意，学人之议论，词客所讴吟，且皆以好武喜功为讽刺，拓边开衅为大戒。其所谓名篇佳什，类皆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读之令人垂首丧志，气夺神沮；至其小说、戏剧，则惟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狶之柔情；其管弦音乐，则惟谱演柔荡靡曼亡国哀思之郑声。"①为了革除这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陈旧文艺，梁启超积极倡导文学革命。

　　1902年，梁启超在把握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提倡小说革命，强烈要求革除那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陈旧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论文中，梁启超看到了小说支配人的力量，提倡小说革命。首先，梁启超深入而系统地把握了小说支配人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分为熏、浸、刺和提。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了小说可爱与可畏的正反两面，认为小说"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其次，梁启超从五个方面抨击了一些旧小说的毒害，认为："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羶，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梁启超这种对陈旧小说毒害的抨击虽然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封建统治的罪行，但对小说革命的推动却是很有利的。最后，梁启超在批判陈旧小说的毒害的基础上提倡小说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小说革命虽然存在过于强调小说在新民中的作用的缺陷，但却有利于改变过去小说为文人所不齿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诗话》中还提倡诗歌革命。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文学革命无疑奏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强音。

　　不过，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论文中，梁启超只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革命目标，还没有提出其建设目标。在其后的一系列文学批评中，梁启超系统地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建设目标。

　　一是梁启超提倡文学的新理想新境界。梁启超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弊病，认为"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梁启超指出："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③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提倡文学的新理想新境界。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既包括文学的实质革命，也包括文学的技术革命。在这两个方面，梁启超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质革命。"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④梁启超间接地批评了"五四"白话运动，指出："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⑤因此，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以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⑥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所追求的文学新境界是以新理想为主干的。

　　二是梁启超提倡诗歌"发扬蹈厉之气"，表现情感的亢进状态。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中国"发扬蹈厉之气"的诗歌尤缺，甚至认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⑦而过去的词学批评家"推崇蕴藉，对于热烈盘礴这一派，总认为别调"。梁启超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倾向不以为然，强调对于这两派，"不能偏有抑扬（其实亦不能严格的分别）"⑧。梁启超认为"五胡乱华"以前，中国文学"以温柔敦厚为主"，"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学融进了"伉爽直率"的特性，顿增活气。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高度肯定了唐朝的文学及其价值，认为"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的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伉爽直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⑨而文学革命，就是根除靡曼，以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精神培育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三是梁启超强调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而不是病态的女性。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不但审美趣味是健康的，而且精神也是健全的；作家描写病态的女性则不但审美趣味是病态的，而且精神也是残缺的。梁启超高度肯定了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对女性美的描写，《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欣"，是"颜如舜华"。楚辞所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娭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如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以带病的恹弱状态为美的。"坚决反对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指出以女性病态为美，起于南朝。"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这种以女性病态为美的文学是颓废腐败的文学，是不可能铸成雄鸷沉毅的国民的。梁启超在批评这种不健康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呼吁"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⑩。梁启超大力肯定描写健康女性的文学无疑是对健全精神的追求。

　　四是梁启超强调文学的趣味一要时时变化，二要"往高尚的一路提倡"。这就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萎靡堕落的文艺，高度肯定屈原、陶渊明和杜甫这些作家高尚的品格和文艺。梁启超不但发掘了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屈原、杜甫的一些崇高方面，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前人所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唐以前的诗人，梁启超最崇拜的是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梁启超指出，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盯着富贵利禄，却扭扭捏捏说不愿意干。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标榜起来，说如何如何的清高，实在适形其鄙。而陶渊明则诚如苏轼所说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陶渊明这样的人，才是"真人"，陶渊明这样的文艺才是"真文艺"。陶渊明之所以"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是因为"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陶渊明之所以写农村生活说到真际，是因为他实历实感。总而言之，陶渊明的"自然"是他从奋斗得来的。陶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既反对甘愿做别人的奴隶，也反对甘心做自己的奴隶。梁启超虽然认同陶渊明的文学最大价值是前人所说的冲远高洁，但却认为冲远高洁不过是陶渊明的外表特性。梁启超深入地挖掘了陶渊明的整个人格潜伏的特性。这种潜伏特性为三个方面，第一，陶渊明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梁启超分别解剖了陶渊明的少年、中年和晚年的诗作，认为陶渊明少年意气飞扬，不可一世；中年有志难伸，心仍难静；直到晚年，这点气概也并没有衰灭。在极闲适的诗境中，陶渊明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冲动出来了。因此，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极热血的人。第二，陶渊明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陶渊明不但对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而且对朋友的情爱既真率，又浓挚。第三，陶渊明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在儒学。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陶渊明对于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们做"狂驰子"，说他们"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简单说，就是可怜他们整天价说的话丝毫受用不着。而陶渊明则平平实实将儒家的话身体力行。梁启超甚至认为只有先看出陶渊明这些潜伏的特性，才能知道他外表特性的来历。梁启超反对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强调作家赤裸裸地全盘端出他的实感，认为大文学家真文学家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梁启超认为陶渊明和屈原同样都有骨鲠，不过"屈原的骨鲠显在外面，他却藏在里头罢了。"这种"骨鲠"就是屈原、陶渊明这些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在同黑恶社会包括黑恶社会势力的斗争中始终未尝丝毫让步，而是奋斗到底。梁启超是极为赞赏屈原、陶渊明的这种"骨鲠"的。而梁启超所反对的那些萎靡堕落的中国文艺就是丧失了屈原、陶渊明这种"骨鲠"。

　　现代以来，与梁启超的对陶渊明批评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作家鲁迅。鲁迅自觉地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促进中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之所以从医学转到文艺创作，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在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中，鲁迅对中国文人既有批判，也有期许。鲁迅反对中国有些文人的瞒和骗，痛恨中国有些文人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鲁迅期许中国文人既不随和，也不回避，而是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因此，鲁迅和梁启超一样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多次提到陶渊明，而且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比较集中和全面地把握了陶渊明。

　　1927年11月，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比较了陶渊明与孔融、嵇康、阮籍的异同，指出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与梁启超把握陶渊明不同的是，鲁迅不仅具体指出陶渊明说过当时的政治，而且还从理论上解剖了陶渊明不可能超于尘世。鲁迅认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鲁迅由此推断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与此相反，朱光潜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

　　1935年12月，朱光潜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935年12月，在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从三个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朱光潜对诗人陶渊明的批评。第一，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全面。鲁迅认为陶渊明就是诗，除"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第二，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准确。鲁迅认为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第三，鲁迅进而指出了朱光潜在文艺批评上的误区。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摘要：本文通过对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主要内容等的分析梳理，认为其对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启示性意义有三：一是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是立足之本，二是吸纳与借鉴外来文化因素是发展之道，三是"责任心"与"趣味"的交合是基础保障。

　　关键词：梁启超；美学思想；责任心；趣味；趣味教育；艺术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他聪敏博学，勤勉治学，特别是在广泛介绍西方美学，并尝试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融会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和重大贡献。他先后提出了"美"和"趣味"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情感的性质和作用，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有效拓展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范围，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其反复倡导的趣味主义、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主要内容等的梳理分析，一并揭示其难能可贵的艺术学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

　　梁启超先生的趣味教育主张并非朝夕间一蹴而就，而是在十分深厚的思想根源和学术积淀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他把其毕生的理想、追求、道德、责任、事业以及快乐、烦闷、痛苦、懊恼、失败、挫折等五味杂陈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了他乐此不疲的"兴味"与"兴趣"之中，并最终将"趣味主义"作为其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活资粮和根柢。

　　如梁先生在北京哲学社的讲演中说："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它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①

　　在上述这一简短的表述中，梁先生提到了"责任心"、"兴味"和"有趣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兴味"和"有趣的"很显然体现了他对待人生、对待事业的一种大无畏乐观主义精神。

　　另如他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的讲演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②

　　由上可见，从做人和做事的"责任心"，到形成为一种"兴味"，及至把对生活中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体验，完全归纳为"趣味主义"的人生信仰，足见梁启超先生胸怀的博大和视野的广阔，也是他最终提出"趣味教育"主张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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