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篇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认识论和审美观的辩论，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甚多评论。在文学上，魏晋诗人写鸟鱼多寄玄音，寓道旨，即其余绪。
　　《知北游》假托仲尼之言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先肯定山水林泉能给人以快乐，马上又否定。因为人生哀乐无常，主观无法掌握。这种观点发展到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便演化为人生如寄，及时行乐。唐代李白的名句：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即是他对上面那句话的发挥。
　　由于各派哲学体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审美标准便各异。孟子以茂盛而有用的森林为美，“牛山之木尝美矣”，他以之比喻人必须保持仁义之心的本性。庄子则以无用之木为美来阐发无用即大用的哲学。同样是观察水，儒道着眼各不相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逝水永远奔流不息，有如时光一去不复返，用意是勉励人抓紧时机，自强不息。庄子则欣赏“止水”，强调“水静犹明”，感慨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教人们“无为”“无所用心”，态度比较消极。
　　所以，从人生观角度而言，孔孟的积极意义更明显，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但是从自然哲学看，老庄所揭示的哲理往往更精微，对后世理论思想的促进更加有力。而对山水文化来说，儒道两家的滋润分别有所侧重，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三、知政
　　先秦时期的山水旅游活动，首先是在天子、诸侯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所以出游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宣威德，名教化等等。
　　《管子·戒》篇记载，“春出”为“农事不本”，而“秋出”为“人之不足”。其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旅游必须有益于民，而不应妨民害政。
　　针对统治者的游乐态度，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口号不仅对山水旅游，而且对后世许多活动都有影响。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在描写巴陵山水的盛况之后，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就是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晏子春秋》多次论及山水旅游的观感。如《内篇谏上》记：“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宜难乎？’”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贤而赞德”，使“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才行。否则灾祸“恐及于身”。
　　又有外篇记：“景公游牛山，少乐。”三次请晏子祝愿。晏子对曰：“臣愿有君而可畏……”“臣愿有君而明”“臣愿有君而可辅”。这种方式与《管子·小称》篇鲍叔三祝相近，不过那次是联系君臣宴饮，这次是结合山水，都是借机从政治上进行规谏。
　　一些思想家在随同统治者游山玩水的时候，常常要联系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训。《战国策·魏篇》中记载了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吴起以“山河之险”说起，接着列举了三苗、夏桀、殷纣，皆恃山河之险而为政不善，终于亡国。随后得出结论：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兵家的山水观。
　　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山水游乐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山水文化仅仅呈现出萌芽状态。但是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寄托爱国情操，体现隐逸思想等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山水旅游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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