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立场。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即它“不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在国家调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得相对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9]。另外，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阶级统治，有效获得高额利润所采取的一项规划。“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诸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这些新兴部门的所有者。”[10]
其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运行规律。埃尔多安·巴基尔等人指出：自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之战后“黄金时代”明显放缓，但“资本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变化轨迹背离明显”[11]。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利润逐步向金融部门转移，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中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减少。另外，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等人强调，当代金融体系是以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放任，然而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却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并干预市场运行，这样无疑会产生大量矛盾，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对金融化的重新审视。其一，关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热议，并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大卫·科茨为代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不仅“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而且为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受其影响，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规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从而开启了金融化的时代。可见，“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导致了金融化的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12]。另一派左翼学者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认为，金融化正是在经济萧条不断扩大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它的迅速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随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不断涌入投机领域，为了防止投机泡沫破灭，资本主义只有提高剥削水平，加剧社会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均。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制度应运而生，它能有效地保证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获取更多的高额利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13]。
其二，关于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有美国左翼学者把金融化视为一柄双刃剑。福斯特教授在《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等文章中揭示了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效应。他认为，当前整个经济体系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膨胀的信贷债务体系，金融化已成为弥补经济停滞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对于当今疲软的经济来讲，再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也无济于事，它只会吹大金融泡沫直至其破灭为止，金融化的发展不但不会消除这一障碍反而会加速资本的过度积累趋势。有左翼学者不仅看到金融化的两面性，更强调它的负面影响。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它“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美国国内“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像天文数字般堆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14]，最终加剧危机。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方案
西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交织，经年沉疴。作为此次危机的亲历者，一些美国左翼学者跳出了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危机的思想先导，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
1.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案。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左翼纷纷将目光投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有重要指导意义”[15]。一些学者诉诸对马克思主义的再研究，试图发掘其理论宝库中有价值的瑰宝，以便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例如，《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Democracy）杂志在2010年12月刊登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极大赞同。一些左翼学者相当重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其中，福斯特教授明确提出，只有“始终坚持和维护《资本论》的原理”[16]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学院大学社会学教授安瓦尔·谢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将这次金融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牟利已成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人们因此丧失了道德自律和人的本性。此外，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债务发展趋势的视角，证明当前美国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独特的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最终解决经济危机，而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17]，才能最终解决危机。
2.社会主义是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彻底救赎。其一，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一些美国左翼学者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矛盾，提出诸如“现在该是我们挑战整个基础的时候了”、资本主义的“最终瓦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进入到了过渡的新时代”等观点。这些提法反映了他们对蕴含公平正义的全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深切期盼。正是在这种充满“救赎”意蕴的呼声之下，一批美国左翼学者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大卫·施韦卡特揭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七大症结”，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代际团结、有意义的工作、参与性的自治以及生态的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医治资本主义的这些顽疾。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丰裕的物质资源，足以保证地球上的所有人体面地、有意义地生活”[18]。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迈克尔·勒博维兹认为资本是我们自身与自我发展之间的一道屏障，为了使自我得到全面发展必须反对资本，争取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19]此外，一些美国左翼学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危机对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影响，展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2012年国际左翼论坛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一些学者认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明确昭示着发展一种积极的替代模式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20]马格多夫教授指出，资本积累是生态恶化的主要推手。资本主义推崇无止境的增长方式，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及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要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对经济社会及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只有实现社会主义。[21]
其二，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当前一些美国左翼学者不仅在价值理念上提出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而且在实现路径上探讨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有学者认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日益严酷，工人的薪水、福利、退休金大幅缩水，公共部门雇员的利益也受到蚕食。因此，在美国左翼的各种学术会议、论坛及相关刊物上，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在2012年国际左翼论坛上，由《批判》（Critique）杂志发起的主题为“这是最后的危机吗？‘是的’，‘不是’，‘也许’，各种答案的含义”的分会场上，许多学者就“最后的危机”的含义以及它对阶级意识和革命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22]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此前指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在增强”，但是，“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达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程度——这是我们进行任何严肃的战略战术探讨的起点”[23]。由此可见，美国左翼学者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一段时期以来，在资本主义内部自身的调节机制的作用下，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分配关系得以调整，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导致许多工人的阶级意识日趋淡化。美国“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伯特尔·奥尔曼教授认为，采取各种措施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责任。[24]一些左翼学者还将“共有”与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中，迈克尔·哈特指出，当前社会的“共有性”在各方面都得到加强，从而“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更多地被合作生产性服务和关系所界定”[25]。随着世界生产联系的日益紧密及社会化程度的空前加强，人们迫切要求在生产资料上的公共占有。在探讨如何实现共同体并摆脱危机的议题时，一些学者十分强调“团结”，提出“团结全球99%的人与帝国主义战斗”[26]，“努力争取团结进步的多数派，帮助摆脱当前的危机”[27]等思想。此外，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目睹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就，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活力，粉碎了所谓资本主义已彻底战胜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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