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70%的比例来证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我国应该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种简单比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700美元，而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少于12616美元，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当美国人均GDP为4800美元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5%，略高于中国当前水平。国内消费不振关键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加上高昂的房价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效果不显著。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实际上在逐步下降，由2009年第二季度的10.3%，下降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4.7%，这与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相吻合。因此，在收入水平没有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显著，扩大内需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口号。

　　四、“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没错，关键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激发市场活力

　　（一）需要优化投资结构

　　政府投资应坚持“公共性”、“民生性”和“战略性”原则，真正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投资应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际路网和改善环境，最大发挥财政资金公共社会效应。政府投资要继续倾向于民生，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医疗教育投入，这类投资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同时也是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根基。此外，政府还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增加影响我国未来抢占全球竞争新制高点的战略性投资，比如加大海洋战略开发，推进长江上游流域整体开发，重构中亚丝绸之路等，这都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主动权产生重大影响。

　　（二）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政府政策着力点应该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对产业的直接干预，更多地让市场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盘活民间资本存量，激发市场活力。一是逐步放开在能源、金融、铁路、邮政、电信等垄断行业民间投资，倒逼垄断行业加快改革步伐；二是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和试点领域，推动服务业发展；三是提高各类产品环保标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环保产业，实现环境治理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非进入投机炒作领域等，防止房产、股市、汇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泡沫；五是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于研发设计、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三）改变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唯GDP的政绩观，将政府的考核重点转向与民生、环保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消除政府的短视行为，减少政府的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加强和改进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后评价工作，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重点考核投资项目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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