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
　　唐代谱牒之学同样经历了内在蜕变的过程, 即仍以官修谱牒为划分姓氏等级的依据。而在民间, 则陆续出现了一些私家编修的谱牒, 例如王方庆著《王氏家牒》、《家谱》, 刘知几著《刘氏家史》及《谱考》等等, 其中以家谱为主, 且皆仅为家族世系的考订与记载, 而不再是划分姓氏等级的凭据, 已开宋代家谱之先声。
　　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26 页。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上海:上海书店, 2002 年, 第348 页。
　　需要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成效以及由此造就的新兴科宦世家的构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与辨析。到了唐代后期, 受惠于初盛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中唐之后科举力度的加大, 世袭门阀士族与新兴科宦士族已在各自的兴替变化中渐趋融合, 原有门阀士族的逐步衰落已不可避免, 而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同构性与同步性发展也更为明显。
　　隋唐时期文学世家在完成其内在蜕变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以下特点。
　　集前代文学世家之大成的整体优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 , 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 , 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 , 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 , 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 , 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① 以上“四姓” 延续至唐代, 其中有不少世家经受住了沧桑巨变的考验, 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 而且依然居于强势地位。追其源, 观其流, 便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各个文学世家的独特生命历程以及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风貌。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韦氏与杜氏世家, 韦、杜二氏分别起于汉代以韦孟、韦贤、韦玄成为代表和以杜延年、杜钦、杜林等为代表的“经学—文学世家” , 延续至唐代, 在科举、仕进以及复兴文学世家盛势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一方面, 凭藉门荫与科举, 双轨并进, 占据宦途要津, 保持家族政治地位之不坠。其中家族成员拜相者, 杜氏11 人, 韦氏则多达20 人, 为全唐之冠。② 另一方面, 韦、杜二氏也都通过家族文学化与文学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 逐步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家族文学家群体, 杜氏世家的杜易简、杜审言、杜甫, 韦氏世家的韦应物、韦庄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充分显示了以韦、杜二氏为代表的这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文学世家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适应能力。
　　这是大唐盛世多元文化滋养的杰出成果。
　　关中、山东、江南三足鼎立的区域布局。李浩系统总结了前人有关唐代地域的各种论述首次提出“三大地域文学士族” 之说, 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 认为西都(关中)、河洛(山东与江左鼎足而三, 构成南北朝三大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此三大轴心, 从时间上说, 形成隋唐制度与文化的三大来源;从空间上说, 则构成唐代文化地域差异的基础。三大区域的文人群体数量, 唐前期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 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 这种变化显示出历史机运的潜转暗换, ③ 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
　　以诗歌为主流的多种文体的兼擅与拓展。唐代是诗的时代, 因而就整体性、主导性而言诗歌世家在唐代文学世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这可由胡应麟《诗薮· 外编》所列举的诸多唐代诗人家族得到充分的印证, 如其所论崔氏世家:“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 赫奕天下, 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 已为甲族, 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 时以崔民干为第一。嗣后达官仕, 史不绝书, 而能诗之士弥众, 他姓远弗如也。… …初唐之融, 盛唐之颢, 中唐之峒, 晚唐之鲁, 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 占籍几十之一, 可谓盛矣。” ④ 其实如崔氏世家诗人之盛者在唐代尚多。《诗薮· 外编》还列出了诸如“夫妇俱能诗者” 、“女兄弟”。
　　《新唐书》卷199 ,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第5677 — 5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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