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写剧一向不写具体的时代背景，很难推断剧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背景十分模糊。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能那么现实”，“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1]147他很受朱光潜“欣赏的距离”的影响。与之相反，《桥》的背景、题材及其人物设置都有现实事迹可以参照。文中描述的抗战后方的大城市就是重庆；剧中的“二先生”也直接指向“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另外，剧情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民族工业被官僚资本的摧残上。很明显，《桥》走了另外一条路子，是一种由“内向化”而“外向化”的转变。最关键的是，与前期作品相比，《桥》的悲剧人物发生了“位移”。
　　曹禺在抗战时期做了几次演讲，其中，1943年的《悲剧的精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次演讲，他开篇就批判了那些不愿看人间悲剧、不关注国家危难的“庸人”。在他看来，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的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在悲剧人物中他还推崇“失败者”，他认为失败的灵魂也是伟大的。曹禺认为这些人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走错了路，而是种种环境的限制。艰难苦恨的道路，早晚总有走通的一天”。[5]可见，曹禺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从对“人”的终极追问转向关注国家兴亡、批判腐朽现实。在悲剧观念上，由“命运”悲剧转向了“英雄”悲剧，尤其提倡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
　　在《悲剧的精神》中，他还说“悲剧是男性的”，要有“雄风”，[5]这一反前期作品塑造的女性悲剧人物。《桥》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女性——梁艾米和归容熙。从现存的文本来看，曹禺并没有把梁艾米和归容熙当做悲剧人物来写。归容熙是副厂长沈承灿（沈蛰夫）的爱人。她是歌唱家，打算寻求理想。但是面对即将失去胳膊的沈承灿，毅然决定留下和沈承灿结婚，当沈承灿的“左膀右臂”。这样的不离不弃，是传统妇女“该有”的美德。归容熙的义行倒是让人想起了《北京人》里的愫芳，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曹禺女性观向传统回落的痕迹。梁艾米身上有陈白露的影子。但显然，比起陈白露的悲剧结局，艾米是有未来的。
　　因此，《桥》的悲剧人物属于男性，而女性要么回归到传统的道德轮回当中，要么寻求新的出路。这些实际上因袭了《北京人》的路数，曹禺逐渐失去了对女性人物悲剧性挖掘的兴趣，反而走向了一种符合传统道德的姿态。《桥》在戏剧观念上为曹禺向下一个历史阶段过度铺平了道路。
　　三、“文革”后：续写的迫切与写不出的焦虑
　　1996年，曹禺逝世，巴金写了长文悼念他。在《怀念曹禺》一文中，巴金回忆“文革”后和曹禺在上海见面的情形，二人“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当时，曹禺已经写完《王昭君》，巴金“希望他把《桥》写完”，“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些东西”。[6]曹禺一向敬重巴金，听取他的建议续写《桥》也在情理之中。这样，1980年左右，曹禺开始续写新中国成立前的这部残篇。然而，这次续写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曹禺这阶段写的日记、信件记录了他续写《桥》的迫切以及写不出来的焦虑。
　　曹禺自1978年到1987年共给编辑李致写了三十八封信，除去1987年的一封，其余三十七封都写于1978年至1983年之间，主要商讨出版《曹禺戏剧集》的事情，但在商讨之余，曹禺也把自己写作近况写在了信里，其中就有八次提到了他打算或正在写《桥》，甚至还专门写信，请李致帮他在四川搜集写作素材。[7]
　　曹禺为了写《桥》，从北京避到了上海，可见其迫切与决心。这段时间，他把写作当做自己工作的重心。北京人艺、文联的活动也不去了，《曹禺戏剧集》的修订工作不着急的都暂且放下，一切以写《桥》为主。但曹禺越写越吃力，困难变多了。缺素材，因此他托李致帮忙搜集，但事后还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又去信解释。当时曹禺已七十多岁，身体状况也不佳，不可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去重庆、到工厂里去调查研究。这就使他非常苦恼，一方面写不出来就很令他懊恼，另一方面，他觉得对不起巴金，辜负了他的期待。曹禺写于1981年的部分日记更加清晰地记录了他创作过程中的急切、自责与无奈。[8]
　　因此曹禺不敢去探望巴金，害怕辜负巴金对他的期望。[9]另外，1982年左右，正在上海写《桥》的曹禺给女儿们的信，更加说明曹禺在写作上的迫切：“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面对写作的艰难，此时的曹禺是非常焦虑的，他想抓住难得的机会：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但是他也清醒地知道自己“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创作不能放下”，“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10]给女儿的信是比较私密的，在私密的家信中最能看出曹禺写作的心情。《桥》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悬着曹禺“最后的创作”，曹禺不能放下它，因为他觉得“一放下就完了”，连“最后的创作”机会都没有了，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和这次写作联系到一起，在他看来，写不好《桥》，他的生命“等于不存在了”。这种状况是非常痛苦的。
　　四、结论
　　在对曹禺的研究中，曹禺创作天才的陨落较多地被归结在1949年以后的“改造”或“文革”时的精神摧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他的创作危机从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在抗战时期就开始了，这段时期，他缺乏沉潜和反思，更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曹禺不惜主动“自戕”迎合新的文学方向，加上“文革”的摧残，彻底击溃了曹禺的创作天才。因此，对曹禺来说，《桥》不仅止于一部新作的意义，它还能使作家从创作危机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可以说，《桥》在他心中是一个节点，突破这个点，或许就可以从 “写不出来”的“魔怔”中走出来。但是种种细节说明，在经历了多年的内心煎熬与痛苦后，作家最终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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