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伦理学难题是指人们在对同一医疗行为或生命医学研究行为进行生命伦理决策时出现的两难或多难问。生命伦理学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科技对生命的强力干预、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以及主要伦理理论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通过圆满理性论证解决道德争端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道德争端的唯一途径就是协商同意。所以,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则就是尊重自主原则或允许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上表现为知情同意。生命伦理学其他原
　　则的重要性次序分别是:不伤害、公正和有利。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难题,允许原则,知情同意,不伤害,公正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生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且日新月异的时代。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生殖细胞、胚胎、器官,甚至可以控制人的发育、行为、情绪等。生命技术对人的生命的强力干预引发了许多过
　　去不曾遇到的伦理难题。本文主要探讨生命伦理学难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难题的基本原则。
　　1生命伦理学的难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1.1生命伦理学的难题
　　生命伦理学难题是指人们在对同一研究行为或医疗行为进行生命伦理决策时出现的两难或多难问题。由于医学生命科学研究及其应用涉及的对象包括人类,因此,随着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中就不仅只考虑技术上能不能行的问题,还要考虑伦理上应不应该做的问题。在这些应不应该做的问题中,有的问题人们会有一致的看法,但相当多的问题因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或看问题的出发点的不同,人们很难达成一致。结果导致人们在进行生命伦理决策时,出现两种或多种相互矛盾的行为方案,而每种行为方案都有合理的伦理理由,使行为决策发生困难。这种两难或多难问题,就是生命伦理学难题。
　　1.2难题产生的原因
　　生命伦理学难题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的生命的强力干预生命科技对人的生命的强力干预,使得很多过去不
　　可能的事件变为可能,产生了许多新的道德评估对象,比如,试管婴儿、代理母亲、器官移植、安乐死等。代理母亲可以使无法怀孕的妇女获得含有自己基因的后代,使自己成为生物学母亲,但代孕者是不是孩子的母亲?有没有孩子的监护权?器官移植技术可以使心脏、肾脏、肝脏等器官损伤的人获得新的生机,但由于人的器官的稀缺,移植的器官如何获得?哪些患者应该最先获得器官?另外,由于生命技术的应用,原来没有伦理问题的事件,却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医生抢救病人是义务,在脑死亡的情况下,由于脑死亡导致全身死亡,解除了医生的抢救义务,这本来没有问题。但现在由于有了生命维持技术脑死亡的病人的生命可以通过使用呼吸机和人工饲喂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还是放弃治疗?治疗,需要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但病人还是没有任何知觉;不治疗,医生和病人家属又面临良心的谴责。再者,生物技术虽然给我们展示了很美好的前景,但任何技术都是有风险的,有一些生命伦理学难题就源于生命科学技术本身的不完善或不成熟,如基因治疗技术、克隆技术等。由于技术的不完善,生物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就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应不应当使用这些技术,如何使用这些技术,不同的人就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
　　(2)文化价值的多元性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其价值观念很不相同。面对同样一个生物学事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价值或道德评价。
　　比如,天主教国家大都反对堕胎,但对中国文化来说,堕胎很正常。再比如,胚胎干细胞研究对信仰天主教文化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允许的,因为把生长的胚胎破坏,分离出干细胞,再对之进行研究,这简直就是谋杀,因为胚胎也是人;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这不仅不是谋杀,而且还是在做造福人类的事,因为胚胎还不是人,干细胞有巨大的医学应用价值。
　　(3)各种伦理论证理论本身的问题
　　对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伦理难题,很多人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道德论证,使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接受另外一种观点。但已经提出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存在自身的理论难题。不论是功利主义、契约主义,还是德性论和道义论,在生命伦理学运用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功利主义是近代伦理学中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功利主义认为,增进人的快乐、满足人的利益需求、避免与减少人的痛苦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判定行为好坏并非依行为本身的性质,而是看行为造成的后果。在任何社会,少数个体与大多数个体间的利益矛盾经常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倡导一种所谓“功利主义的牺牲”:即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合乎伦理的。抽象地说,这一原则好像有一定道理,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实例,人们就会发现这一原则的问题。比如,医生是否可以杀死一个车祸中受伤的病人,用他的器官去救四个需要心脏、肝脏、肾脏和肺移植的病人?答案显然是不可以。尽管牺牲一个人可以救四个人,应该是利益最大化的,但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在伦理上是难以得到辩护的。
　　契约主义是近代伦理学中另外一个重要理论。契约主义没有像功利主义那样陷于以轻个体利益、重“最大多数”利益为特征的价值失衡,而是充分考虑每一位行为主体本身的利益。“这样一来,它便以平衡性、对等性的价值诉求取代了‘最大多数’的价值诉求。”[1]契约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利益所引导的。所有的个体都重要,每位个体的利益都应得到尊重。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很难保全自己的利益,只有主动地放弃一部分利益,与所有其他人签订一系列的契约,大家的共同利益才能得到维护。道德义务就来自于对人们以利益保障目的的自愿的契约的遵守。但契约主义也有明显的问题,从契约主义出发很难推出与自我利益无关、甚至意味着对自我利益否定的利他主义或关护他者的道德要求来。当代生命伦理学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讲究对患者或受试的保护和关爱。
　　德性论是较早的一个伦理理论。亚里士多德是德性论的较早倡导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为了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殊品质这种品德并不是依凭理性论证建构起来的,而是在道德共同体中通过社会风俗的影响培育出来的。所以,德性从本质上说就是习惯性地行善这样一种品格。古希腊的“四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曾被看作是好的品德。德性论中的品德最主要的就是对他人的关护。德性论有其理论优势,但问题是,德性是在社会风俗中培育出来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什么是好的德性可能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
　　道义论是伦理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理论。道义论非常强调道德的形式化的性质。在康德看来,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他能够避免为所欲为,能够自尊、自主地按照自己设定的法则行事。道德法则就是指能够被无条件遵守的法则,是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对于任何人都具有有效性和约束力的法则。道义论的理论优点是,通过诉诸人类普遍的或先验的道德直觉与道德公理,力图将道德关护与权益保障延伸到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身上。“这种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在意行为后果对自己是否有利的思维方式,对于论证关护他人及弱势群体的原则,对于论证代际义务也是十分必需的。”[1]但道义论也有自身的理论缺陷,道义论没有充分估计到同样一项原则在运用到两个利益正相冲突的行为主体身上所出现的矛盾情形,比如说,尊重生命这一原则在孕妇与胎儿的生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就会立即陷入困境。社会现实生活的错综复杂性向道义论有关道德原则的绝对有效适用性要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康德拒绝考虑道德选择的实际条件,认为情感在道德判断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康德常被指责为呆板的和教条主义的———即把原则不假思索地和缺少同情心地加以应用。“义务让你去做的,你就深恶痛绝地去做。”[2]这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难题,难以为充满两难抉择的社会实践提供具体有效的行为指导。
　　总之,生命科技对人的生命的强力干预、文化价值的多元性以及伦理理论本身的问题是导致生命伦理学难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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